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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微信公眾號“俠客島”7月8日消息，7日，前美聯儲主席（同時也是美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公開發言，稱“美國對外施加的關稅，實際上是由美國國民在買單”“鋼鐵和鋁行業對貿易戰的反應，實際上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問題”。實際上，持同樣觀點的，還有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方星海，7日，由《財經》雜志主辦的中國財富論壇上，他同樣明確指出：美國打貿易戰有深刻的國內政治基礎。

中美貿易戰之際，兩國金融界的專家、重要官員卻有這樣的共識，可以說看點十足。7日看了格林斯潘的發言，一起來看下方星海的見解。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方星海

內政

今天或這段時間，是一個很特殊的時間，大家知道國際形勢在發生很大的變化，財富管理本質上是一個資產配置的過程，跟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大家在討論美國的對外政策的變化的同時，也在問什么導致了美國發生這樣的變化？我今天想對美國對外政策的變化，探究一下其國內政治的原因。我們說外交是內政的延伸，任何國家對外政策的變化，都取決于內政。

現在的國際經濟體系，是二戰以后美國主導創立的，這個國際經濟體系起先，70年代之前，是對美國普通老百姓都是有益的，是美國普通老百姓都獲益的一個經濟體系。因為那時候美國經濟，特別是工業非常強大，在全世界沒有什么競爭對手，所以美國的整個外貿逆差，是70年代以后才開始的。

70年代之前，美國外貿大部分年代是順差的。當時有一個說法，說美國一個高中畢業生，能夠在福特汽車公司找到工作，就能夠很舒服養活一個四口之家。但是后來，歐洲日本發展起來了，到了80年代之后，中國也發展起來了，美國工業的競爭優勢就沒有了。

而且這個競爭優勢喪失，還是在美元大幅度貶值情況下發生的，現在是一美元兌110多日元，以前是對360日元。外貿赤字持續，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美國的競爭力在削弱，什么原因呢？格林斯潘先生剛才說得很清楚了，因為美國儲蓄不足，投資不足，投資不足當然導致勞動生產率增速的下降。

美國近四十多年來，靠什么維持他的生活水平呢？如果把美國比作一個家庭的話，它掙得少，花得多，怎么辦？那就賣資產，家當可以賣，或借錢。所以美國現在凈外債，剛才格林斯潘先生有一個數字，凈外債已經積累到9萬億美元。

當然美國有一個好處，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可以印鈔票付債務。所以我剛才問格林斯潘，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國有什么影響？他回答了一個問題，但沒有回答另一個問題，就是美元不是唯一主要儲備貨幣后，是否有助于倒逼美國提高儲蓄率。

當然，說美國的工業總體競爭力在下降，也不是說美國所有行業國際競爭力都不行。大家知道美國的高科技、美國的軍工、娛樂行業、金融、農業，這些的國際競爭力都是很強的。但是這些領域吸納的就業人口是有限的，而且這些領域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產生的收益，其實也為美國少數人所擁有。所以在美國，就是總體的競爭力下降，外貿逆差，外債增加的前提下，收入分配變得不均，而且越來越不均。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底格里茲教授的研究表明，從1978年到2018年四十年里，美國50%的人口的實際收入是下降的。你想想看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是一個什么概念？我想在任何國家都是要發生革命了。所以美國國內有一大部分人是充滿著憤怒的情緒，因為他們的收入下降。

特朗普利用了收入比較低的這些人，利用這些人的不滿和恐懼，當上了美國總統。當總統以后，他和他的謀士就感到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是必須要改變的，因為它導致美國不斷的外貿逆差，也導致美國國內收入分配極度不均，而且好像把中國等非西方國家都發展起來了。

所以現在我們看增加關稅，這只是第一步，我感到美國有些人的長遠目標是要把WTO這樣的體系都沖垮。當然，新的替代體系是什么，我覺得他們也沒有想好，但是肯定是朝這個方向走的。而且，美國國內的政治，現在是誰對這個國際經貿體系發起沖擊，誰就政治上得分。

格林斯潘先生剛剛說，這是美國政治進入了民粹主義，大家請注意格林斯潘對民粹主義下的一個非常好的定義，民粹主義跟其它主義不同之處在哪里呢？是不講道理的一個主義，內在是自相矛盾的。其他的主義，社會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內在是一體的，互相不矛盾。民粹主義是誰能承諾給你好處就支持誰。但是這套東西現在在美國政治上得分，所以美國目前這套外交政策可能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美國等國中等家庭收入

制約

當然了，對美國政府有兩個制約因素，一個是他這么打貿易戰，會不會成功，美國經濟會不會吃得消？

因為很清楚，貿易戰關稅這個東西，對美國有負面影響，對其它國家也有負面影響，美國經濟能不能撐得住？特朗普現在民調比較高，很重要的美國經濟比較強。

貿易戰對美國經濟有何影響，這一點不同經濟學家會有不同的判斷，按照格林斯潘先生的判斷，他覺得會產生負面影響。他剛才說減稅，減少經濟管制，監管放松，這方面帶來對經濟好的作用，可能都會被關稅增加抵消。肯定不是正面影響。如果是帶來負面影響，自然制約了特朗普打貿易戰的積極性。因為特朗普很清楚，他打貿易戰是為了選舉，不見得是為了美國長期的發展。經濟下滑對選舉是不利的，所以我們再看一下美國打貿易戰能否持續。

另外一個可能的制約的因素，就是民主黨是不是會出現類似于弗蘭克林羅斯福這樣的人，提出一個政策，使大家確信這個政策可以讓美國經濟重新煥發活力，并解決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這樣的人出現，有可能在2020年大選中擊敗特朗普。

但是看現在整個美國政治，這樣的人出現也不容易。最近我看了幾場特朗普公開演講的錄像，發現他很容易獲得下面聽眾的歡呼支持。民主黨領導人出來講，則沒有人聽，他講的話都很有道理，但是老百姓不見得聽。所以很可能2020年大選，特朗普還有可能獲勝，完全有可能的。

你看美國當前的對外政策，是基于國內的政治變化，而這個變化有深刻堅強的民意基礎。所以它這個外交政策的轉變，可能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變局

剛才格林斯潘先生也提到，這樣的一種政治的變化，不僅僅在美國，在西歐，他覺得在西歐也是在進行同樣的一種轉變。大家知道最近意大利的新政府成立，這個新政府很有意思，叫一個五星運動還有一個北方聯盟，兩黨聯合政府。北方聯盟是有點像極右的，五星運動是左派的，右派跟左派可以結合起來，因為他們在對外政策上都非常一致，都是反全球化的。

在美國也有類似的情況，你看特朗普的對外政策，與民主黨桑德斯的對外政策也很相近。所以這種反全球化的政治潮流，在西歐也慢慢在形成一種潮流。

總體來說，美歐這兩股潮流如果合在一起，對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沖擊。所以前陣子我們中央召開了外事工作會議，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個會議的新聞公報，上面有一個判斷，就是說世界正在面臨百年不遇的一個變局。

我個人體會的這個變局，指的就是世界整個經濟體系在美國和西方的一些國家國內政治運作的沖擊下，有可能會發生非常大的轉變。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自然會問，我們怎么應對？今天我沒有時間去細談這個問題。

總體來說，我們還是要加大自己的改革開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冷靜分析國際經濟體系的改變，找準咱們國家自己發展的路徑，延續我們過去改革開放40年來發展的良好勢頭。但是這當中應該會有很多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