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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財政部網站5月24日消息，對于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長期本幣和外幣發行人評級從Aa3下調至A1，展望從負面調至穩定，稱“中國的主權評級反映中國的金融實力將在未來幾年有所減弱”的相關問題，財政部于今天中午作出了回應。

財政部回應稱，此次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然延續了去年下半年以來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中國經濟“開門紅”充分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斷顯現。

對于穆迪對中國政府債務的質疑，財政部表示，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GDP）為36.7%，低于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風險總體可控。而2018-2020年，我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對于穆迪“政府直接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的說法，財政部表示，根據我國的相關制度法律，穆迪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的說法根本不成立。這說明，說明一些國際機構對我國法律制度規定缺乏必要的了解。

財政部網站截圖

隨后，發改委也對此事進行了回應。

發改委稱，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果，降杠桿效果已經顯現，總杠桿率水平居中且正趨于穩定。從絕對水平看，我國杠桿率水平并不高，僅位于主要經濟體的中等水平。

企業債務風險總體安全可控。我國債務主要是內債，外債在總債務中的比重很低，并且我國杠桿率有高儲蓄率作為支撐，這與低儲蓄率條件下高杠桿風險有明顯不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較低。

企業降杠桿不會增大銀行風險。降低企業杠桿率的各項措施均不會增大銀行風險，如與銀行關聯密切的市場化債轉股，相關文件從制度層面和操作層面上作出了穩妥安排，在實現降低企業杠桿率目標的同時，有效隔離風險，防范企業部門風險傳遞至金融部門。

發改委網站截圖

穆迪調降評級 稱我國債務將繼續上升

具體來看，此次，穆迪將中國本幣和外幣高級無抵押債券評級由Aa3下調至A1，已核準但未發行的高級無抵押外幣債務的評級也從(P)Aa3下調至(P)A1。

中國本幣債券和存款評級上限維持Aa3，外幣債券評級上限維持Aa3。外幣存款評級上限從Aa3降至A1，中國的短期外幣債券和銀行存款評級上限仍為Prime-1。

穆迪稱，在此次調降評級中所反映的預期是，隨著潛在的經濟增長放緩，中國財政狀況未來幾年將會有所削弱，經濟層面的債務水平將繼續上升。

穆迪還稱，在2018年底前，政府的直接債務負擔與GDP之比將逐步升向40%，到2020年底時將接近45%；未來五年的潛在增長率將降至近5%的水平。

穆迪預期中國的財政狀況在未來幾年會有所惡化，隨著潛在經濟增速下滑，債務將持續增加；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GDP總量將保持巨大，GDP增速將保持高位，未來幾年潛在增速將放緩。

穩定的前景反應了穆迪預計在A1評級下，風險平衡。中國信貸狀況惡化將是漸進的，穆迪預計，隨著改革的深入，信貸狀況惡化勢頭將得到遏制。此外，中國仍然有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空間以及大量封閉的資本賬戶。

去年3月初，穆迪曾下調對中國主權評級展望，由穩定變為負面。

此次下調之前，三大評級機構對各國的信用評級（圖片來自微信公眾號“國際投行研究報告”）

機構：影響很小

對于此次下調，招商銀行駐深圳高級分析師劉東亮認為，穆迪降級中國主權債務評級對中國離岸公司債券的影響可能很小，因其持有人大多是中國投資者。他們對中國企業的信用情況有比較好的了解。

澳新銀行駐上海的市場經濟學家David Qu則表示，此番下調其實是穆迪通常的操作模式，因為穆迪之前對中國評級展望為負面，所以6-12個月會下調被評級機構或者國家的評級，不算非常突然的事件，境外投資者應已預料到中國評級會被調降，對境內投資者的影響僅是邊際的。

海外機構習慣性看空，不care

“中國不特別care他們的評級，不必一個個去拜評級機構的碼頭”，“希臘出這么大問題的時候，它的評級當時高于中國”，“市場并未因此有大波瀾，離岸人民幣不降反升”，去年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時，時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如是說。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原財政部長樓繼偉（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去年3月初，穆迪曾下調對中國主權評級展望，由穩定變為負面。

當時，新華網發文稱，穆迪下調中國評級展望的操作反映了一些海外機構對中國經濟的某種習慣性看空。

這種誤讀在于缺乏用動態和發展的眼光看中國財政的穩健度。

西方評級機構的信譽早已備受質疑，其權威性和重要性均在下降。

文章稱，長期以來，西方評級機構把持著信用咨詢市場的壟斷地位，利用信用評級對西方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一褒一貶，人為制造“融資剪刀差”。穆迪評級有失公允，存在嚴重的滯后性，并且缺乏前瞻性。

新華網指出，從長期來看，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經濟規模持續擴大，中國良好的主權信用已得到國際公認，這個大趨勢并沒有轉變。

當時，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也表示，雖然將展望調至負面，但仍維持了Aa3這一穆迪評級體系中的第四高評級，而這也是穆迪自1983年對中國開展評級以來中國享有的最高評級；這一結果表明，穆迪公司對中國經濟發展仍有較強信心，只是在當前復雜的世界經濟形勢下，對中國經濟金融運行中的問題表示一定的擔憂。同時，從當天市場反應看，中國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匯率市場運行良好，沒有受到影響。

時任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當時也表示，國際評級機構下調我國展望，是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我國推進改革、應對風險的能力。

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也表示，穆迪只是看到了表象事實，而沒有看到中國經濟的實質。評級展望的調整局部反映了中國的變化，如2015年中國的經濟確實出現下滑，銀行盈利能力下滑，政府負債增長等等，這都是表象事實。但是，中國經濟的財政很穩健，政府執政能力依然很強，短期經濟指標的變化并不能反映趨勢性的變化。

標普：不認為中國會發生系統性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個評級機構標普此前曾表示，目前中國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緊張不太可能引發更大的系統性風險。

標普于5月11日表示，中國重要經濟部門的債務較高，中國政府試圖緩和信用增速的行為是合理的，并預期該努力將持續到他們認為威脅金融穩定的風險已趨于緩和。

盡然相關措施在短期會對企業債務違約產生壓力，但這將減輕中期系統性風險。同時標普也指出，過度的流動性收緊可能削弱中國經濟增長，對小型銀行和中小企業產生負面影響。

評級機構公信力下降

在電影《大空頭》中，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的一名高管解釋為什么給次貸最高評級：“如果我們不這么評，人家就去隔壁的穆迪評級了。”這名高管正患眼疾，帶著夸張的黑色墨鏡。影片借此諷刺評級機構的盲目。

確實，評級機構的招牌早已不如從前閃亮。

在美國金融危機時期，穆迪就因為亂搞，最后被美國政府罰款8.64億美元。

雖然美國證監會于2010年一度要起訴穆迪，但最終卻讓其得以逃脫懲罰。本來可以讓這家欺騙過所有人的公司徹底聲名掃地，可美國證監會卻以“缺乏執法手段”的理由，主動放棄了對穆迪的行政訴訟。

按照美國證監會的官方口徑，2007年時，穆迪在歐洲分部的一個評級委員會拒絕下調總值10億美元的債券。這些債券因通脹原因本應被下調評級。但為了維護“聲譽”，穆迪拒絕改正錯誤，證監會遂決定對穆迪展開訴訟。

不過，麻煩事兒也來了。穆迪的這個委員會設在歐洲，按照2010年7月開始實施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美國證監委對穆迪旗下這個身在境外的委員會，竟然連執法權都沒有。

附1：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有關問題答記者問

5月24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有關問題接受了記者采訪。

記者問：此次穆迪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預計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持續放緩，請問您對此有何評價？

答：此次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基于“順周期”評級的不恰當方法，其關于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政府將繼續通過刺激政策維持經濟增速等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然延續了去年下半年以來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一季度GDP增長6.9%，同比加快0.2個百分點，主要經濟指標增長好于預期，經濟結構持續優化。與經濟運行相一致，財政收入增速仍然較高，1-4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11.8%，同比加快3.2個百分點，是2013年以來同期最高增速；財政支出增長16.3%，高于收入增幅4.5個百分點，同比加快3.9個百分點，為促進經濟平穩增長和結構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經濟“開門紅”充分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斷顯現。隨著“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府措施落地見效，國企、財稅、金融、價格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持續深化，“一帶一路”建設扎實推進，新動能培育與傳統動能改造提升協同發力，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記者問：穆迪在報告中指出，2018年政府直接債務將達到GDP的40%，2020年將達到45%，請問您怎么看？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是地方政府舉借債務的唯一合法形式，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因此，目前我國政府債務范圍依法是指中央國債、地方政府債券以及清理甄別認定截至2014年末的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除此以外我國不存在其他任何政府直接債務。

截至2016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5.32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為80.5%。加上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國債余額12.01萬億元，兩項合計，我國政府債務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數74.41萬億元計算，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GDP）為36.7%，低于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風險總體可控。

總體上看，新預算法實施后，我國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規范的舉債融資機制，政府債務規模增長勢頭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今后，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推進，政府舉債受到嚴格控制，政府債務規模將保持合理增長，加上我國GDP有望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也將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提供根本支撐，2018-2020年我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記者問：穆迪認為，除了政府直接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穆迪這一觀點說明一些國際機構對我國法律制度規定缺乏必要的了解。

一方面，關于或有債務范圍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已經作出明確規定。即，除經國務院批準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實施后，我國地方政府或有債務依法是指地方政府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的擔保債務，除此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或有債務。

另一方面，對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與政府債務之間的關系，我國相關法律制度也已經作出了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除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因此，不論是中央國有企業、還是地方國有企業（包括融資平臺公司），其舉借的債務依法均不屬于政府債務，應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地方政府不承擔償還責任；地方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出資范圍內對國有企業承擔責任。

綜合上述法律規定,穆迪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的說法，是根本不成立的。

附2：發改委回應全文

我國降杠桿工作成效顯現 債務風險安全可控

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是黨中央國務院從戰略層面做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中央提出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國務院發布的《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國發〔2016〕54號）及附件《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提出兼并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存量資產、優化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破產、發展股權融資等七大措施，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目前各項措施落實推進情況良好，進展順利，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中國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降杠桿成效顯現。首先，我國總杠桿率水平居中且正趨于穩定。從絕對水平看，我國杠桿率水平并不高，僅位于主要經濟體的中等水平。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數據，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總體杠桿率為255.6%，而同期美國為255.7%，英國為283.1%，法國為299.9%，加拿大為301.1%；同為東亞國家的日本為372.5%；主要發達經濟體平均為279.2%，都要高于中國的水平。從變化趨勢看，中國總杠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正趨于穩定。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數據，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總體杠桿率同比增幅較上季度末下降2.5個百分點，連續兩個季度保持下降趨勢；環比增幅較上季度末下降1.3個百分點，連續三個季度保持下降趨勢。其次，我國企業杠桿率開始下降。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最新數據，我國2016年三季度末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為166.2%，較上季度末下降0.6個百分點，這是中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連續19個季度上升后的首次下降。2017年3月末，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企業微觀層面的杠桿率也呈下降趨勢。

我國企業債務風險總體安全可控。企業負債經營是市場經濟的普遍現象。債務規模大小和杠桿率高低與一國經濟結構、金融結構存在密切關系。從經濟結構看，我國儲蓄率比較高，達50%左右，顯著高于國際平均水平。從金融結構看，我國是以銀行信貸等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這種金融體系中企業的負債水平相對較高。從國際經驗看，由外債引發的危機要遠多于內債。我國債務主要是內債，外債在總債務中的比重很低，并且我國杠桿率有高儲蓄率作為支撐，這與低儲蓄率條件下高杠桿風險有明顯不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較低。并且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企業經營效益明顯改善，我國債務償還能力和抵御負面沖擊的能力都進一步增強。因而我國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企業降杠桿不會增大銀行風險。降低企業杠桿率的各項措施均不會增大銀行風險，如與銀行關聯密切的市場化債轉股，相關文件從制度層面和操作層面上作出了穩妥安排，在實現降低企業杠桿率目標的同時，有效隔離風險，防范企業部門風險傳遞至金融部門。一是明確要求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市場化債轉股必須通過實施機構進行轉股操作，確保市場化債轉股對象企業風險不向銀行轉移。二是在債權轉讓環節上要求潔凈轉讓、真實出售，確保轉股債權從銀行真實出表。三是市場化債轉股資金主要來源于社會資金，而不是主要使用銀行表內資金。四是通過債轉股引入社會投資者，可以改善企業治理結構，提高企業經營效益，從而降低銀行不良債權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