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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德思瑞】

“我們沒錢了。”

新年伊始，德國財政部長克里斯蒂安·林德納這樣對在首都柏林示威的農民說道，也讓人們對經濟前景再度感到失望。1月15日，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經價格調整后，2023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0.3%。

經濟衰退的背后，是社會心理的悄然變化。對于德國人來說，剛剛過去的一年是變亂交織的一年：

——經過一段時間的心理調適，大家普遍接受了對未來的悲觀展望，不再將默克爾時期的穩定增長視為理所應當。

——隨著外部世界極端變化和暴力沖突頻發，德國人對危機和災害的心理承受度越來越高。

——目睹層出不窮的政治丑聞和黨派間常態化的詆毀拆臺，越來越多的受眾選擇屏蔽負面新聞，免受政壇亂象的侵襲打擾。

面對混亂、丑惡、充滿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德國人變得更加“內向”，通過縮小視野，據守私人空間，使自己的小生活盡量過得充實快樂。

對外，人們越來越不關心新聞報道，無心了解各派觀點交鋒，對公眾人物和公立媒體的信任度不斷降低，對參與建設性公共議題討論興趣寡然。

對內，大家將更多精力投向親人和摯友，投向身邊的小事，對三觀不合的熟人果斷“友盡”：一面將溫馨的“小家”打掃干凈，一面在私人領域和外部世界間筑起一道防火墻，以盡量長地維系自己熟悉、珍視的生活環境和家庭社會關系。

對外界的失望、反感和無奈，驅使著德國人將自己的小家打造成與狂野荒漠相隔絕的穩定綠洲，在時代巨變前抓住私人空間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3年7月，位于科隆的Rheingold發布民調顯示：超過七成的德國受訪者認為，執政者對他們經手的事項毫無概念，深入了解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只會令人感到無比憤怒。

綠黨政客擺拍騎車上班，其實卻開著大排量汽車；農業部長拿著高薪，抱怨德國食品價格太便宜；經濟部長高價雇用專職攝影師拍攝自己深夜搭乘地鐵回家、和普通乘客擠火車的宣傳照；外交部長不遠萬里飛到巴西，鉆進雨林里對原住民秀關愛；公共電視臺負責人憑借公眾每月上繳的廣播電視費，頻頻舉行名流派對，動輒開上百瓶香檳；德鐵不顧乘客怨聲載道，編湊理由為高管“超額”完成全年指標發放年終獎。

我身邊的許多朋友不約而同地提到：政治精英對普羅大眾毫不關心，他們的公開活動或花邊新聞“最好不要叫我知道”，“聽到這些消息只會毀掉你一天的心情”。——盡管人們的生活水平并未明顯惡化，德國民眾對精英名流的漠視和反感在2023年急劇增長。去年發布的多次民調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對德國的政府和政治完全或相對地不認同。

在社交媒體和信息技術的助力下，人們或是將新聞資訊完全視作消費品，將那些影響心情的消息屏蔽于私人空間之外，或是盡情咀嚼發生于上流社會的丑聞，與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發泄對某些黨派和群體的嘲諷和仇視。

建設性溝通和通過協商達成共識的意愿不見了。從前，人們即便觀點不同，還是會出于共同解決問題的目的，去主動了解不同意見背后的形成原因。如今，德國人會對朋友開玩笑說：“如果你給右翼選擇黨投票，那咱就友盡了”，或反之，“你竟然支持綠黨，那可真是奇葩，他們可是德國的敵人”。——雖是玩笑話，卻足見社會心態的轉變。

我一直覺得，德國的主流媒體與其緊盯著中國散播“威脅論”，不如針對國內對話溝通意愿驟降這個問題多些憂國憂民，這才是當前德式自由民主體制面臨的真正威脅。

德國民眾在超市購物（路透社）

當德國人將視線縮回私人空間，對國際熱點和全球議題的關注度便自然下降了。2023年11月下旬，德國柯爾伯基金會在召開年會之際，發布了針對外交和安全議題的年度民調結果。調查顯示，57%的受訪者認為德國的全球影響力在過去兩年有所下降。然而54%的德國人認為，政府對于國際危機不應加大干預，而應表現得更為保守。較之前一年的65%，2023年末，只有38%的國民希望政府更多參與外交事務，錄得2017年開展此項調查以來的最低值。

其他一些民調也為我們呈現出相似的圖景。比如，相信德國與歐盟綁在一起才會取得（非常或相對）積極成果的人不足兩成，相信全球化經濟合作會持續發展的人降至17%。2023年里，大多數德國人不再將俄烏、巴以、氣變等外部宏大議題看作亟待解決的危機，而是更關心在短期內與個人生活直接相關的通貨膨脹、老年貧困、住房短缺和能源危機。

2023年11月28日，針對公眾對國際事務表現出的厭倦和漠視情緒，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在柯爾伯基金會年會上發表主旨演講，警告隨著人們對暴力沖突的容忍度提高，破窗效應將顛覆基于普世價值的國際秩序，德國在此情況下別無選擇，必須硬著頭皮參與解決許多棘手的熱點問題。

貝爾伯克對國際局勢的分析不無道理。事實上，總理府和外交部在國際舞臺上如何作為，對絕大多數德國人來說無關痛癢。然而，當政府的內外政策所引發的一系列后果，侵犯到居民所捍衛的最后的私人空間時，便觸及了人們所能容忍的底線。

一年來，許多德國人對國內國際亂象充耳不聞、默默忍耐，但面對自己賴以生存的小環境也被侵擾，便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積聚已久的負面情緒瞬間爆發：

當被轉移安置的難民徹底改變了小鎮和社區的生活面貌；當政府為能源消費轉型和彌補援烏缺口對農民削減補貼；當阿拉伯移民在公共泳池騷擾斗毆令其他會員望而卻步；當穆斯林團體將巴以沖突搬上德國的城市和街道；當烏克蘭難民與德國人搶奪打折商品和本就有限的公共資源；當“最后一代”從外國學來性別自決和進步主義理念，試圖以此改變他們的父輩祖輩......

令德國人怒火中燒、甚至訴諸暴力的身邊事大多為內外聯動，事情的緣起通常是外部因素作用于國內政治，進而折斷了居民為維系私人生活而抓緊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朔爾茨政府開啟的所謂“時代轉折”進程中，這樣的態勢還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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