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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您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副主席，之前采訪您時您提到過，你們這個聯會和“教協”在香港是兩個比較大的教師組織。請問除了立場不一樣，在其他方面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鄧飛：首先，我們教聯會成立于1975年，成立時間比“教協”略晚兩年。教聯會和“教協”最大的一個區別在于，組成教聯會的學校是傳統的愛國學校——就是最早升起五星紅旗的學校，被稱作“紅校”或“左校”——再在這基礎上去團結其他學校的人。換言之，我們的核心長期都是由跟內地官方關系比較緊密的一些學校組成的。

其次，兩者法律基礎不同，“教協”是工會，而教聯會是一般的社會團體。這個分別就很大了。如果有一個老師覺得自己遭遇校長或校長會的不公正對待，“教協”有權代他出頭，而校長（雇主）是不能拒絕見工會的；如果找教聯會出頭，雇主有權拒絕見教聯會，會覺得我沒有必要和你討論這個勞資糾紛問題。

再次，“教協”很長一段時間里在立法會有議席，而教聯會沒有，所以特區政府會朝他們靠攏，我們就只能是盡力去做自己能做的工作，得不到特區政府的特別扶持。

觀察者網：作為教師最大工會的“教協”解散了，這對于香港的后續教育工作會不會有什么影響？

鄧飛：其實沒什么特別的影響，可能在情緒上，他們會有一個慣性。雖然大家已經習慣了它的存在，但香港是一個很現實的商業社會，它解散了或靠邊站了，沒過多久就人走茶涼，這是必然的。

更何況，“教協”雖然是最大的教師工會，但不是唯一的工會，還有其他工會存在，只不過以前被邊緣化而已。現在包括我們教聯會也會另外成立工會，相信還會有新的教育團體和教師工會出現。香港教育界不會因為少了一個“教協”就不轉了，相反，還可能轉得更快了。

沒有了“教協”，香港教育界可能運轉更順暢了。資料圖來源：港媒

觀察者網：一些港媒開始炒作，稱可能由此掀起“工會解散潮”。

鄧飛：我覺得不能排除這種情況，不過重點不在于因為它們是工會，而是因為它們往往借工會之名去做一些有違“一國兩制”原則的政治行動，這才是致命的。同時，這些工會極可能跟外國的工會有組織聯系，甚至有資金上的聯系。在香港國安法的規范之下，跟境外勢力有勾結，這肯定是不行的。

一些工會可能會因這些原因面臨執法部門的調查，工會本身是沒問題的。工聯會（香港工會聯合會）也是工會，就不擔心這問題了，對不對？

觀察者網：我看到有些“教協”成員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時，抱怨稱“老師和會員的發聲空間收縮了”。從《蘋果日報》停刊到如今“教協”解散，關于言論自由的悲觀論調不絕于耳，有沒有什么方法可以消解？

鄧飛：他們從來都是這樣吹的——他們從九七之前就說“一國兩制”是沒有希望的，肯定是騙人的；當九七過渡之后，他們每年都燒《基本法》，每年都說“一國兩制”已經死亡，每年都在大街上喊“香港已經沒有言論自由了”。我都不知道他們這是什么意思，是在搞行為藝術嗎？既然沒有言論自由，那么他們為啥還可以在大街上這樣喊呢？這是自相矛盾的。

這也反映了他們內心存在傲慢的情緒，仿佛他們的存在才是自由的存在，他們的消失、倒閉，就是自由的消失與倒閉。這未必太自大了吧？把自己看成自由的化身，這也是讓我最難以忍受和惡心的一件事。沒了“教協”，其他教育團體多了去了，不是非你不可。

不光是“教協”，很多其他的反對派都是這樣的，經常就把自己看成是壟斷自由的一個人肉的象征，這個基本上不值一駁。

觀察者網：現在香港教育界面臨多項改革，除了上次采訪聊到的教材、課綱改革，現在組織也有變動，除了這些，您認為教育這領域還有哪些方面在后續改革中要多加注意？

鄧飛：現在基本上該改的都已經在動了，無論是課程、考試也好，還是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基本法》教育，這些都在實施過程當中，而不是還停留在打嘴炮階段。接下來要多注意的，我覺得主要是兩方面——

第一，關于教師的職業操守，還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無論是師資培訓機構、大學進行的一些相關教育，還是進入學校之后，教育局的督學巡查或學校自己的行政管理層對老師教學質量的監督，這些都必須要重視。

第二，雖然說整個選舉制度已在完善過程中，但是教育界功能組別依然是存在的。我覺得要把工會維護老師合法權益這塊，跟參與政治選舉分割開來，不要讓“教協”當初那種政治-商業模式再運行下去。

接下來無論是新成立的工會也好，原有的工會也好，我覺得教師的工會應該就只管工會的東西，幫助老師維護合法的權益就得了，不能再把工會的運作跟選舉的操作結合起來。這兩者之間必須保持一個距離，這才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做法。否則，就等于重走當年“教協”的舊路，整個香港真真正正的教育問題就一直被所謂的教師權益問題所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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