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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媒體”不自由

《德國之聲》、“美國之音”和BBC這類國有媒體，由于人事任免和資金調配權被政府把持，因此不可能在涉外報道中做到客觀中立，而西方標榜“自由”的私有媒體同樣無法擺脫政治操弄，且西方國家控制私有媒體的手段更為隱蔽、具有迷惑性。

美國統治階層控制媒體的第一個方法就是通過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等組織。

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起源于一戰后的巴黎和會，前身為時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成立的“調查”研究小組（The Inquiry）。小組起初由150名學者組成，研究主任為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冷戰”概念的推廣者沃爾特·李普曼。這些人聚在一起探討如何幫助美國擺脫孤立主義的政策影響，在戰后參與塑造國際秩序，為美國攫取更大的利益。小組提供了2000多份文件詳細分析了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為威爾遜的和談策略奠定了基礎。

“調查”研究小組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的合影

由于當時美國主流社會依然信奉孤立主義，小組的部分成員轉而舉辦秘密會議，并最終于1921年成立了外交關系協會。首任會長為曾擔任美國國務卿和戰爭部長的伊萊休·魯特。一年后協會開始向成員以及美國全國“最富有的一千人”募集資金創立了《外交事務》雜志，這本雜志僅用幾年時間就成為了“美國處理國際關系最權威的評論”。

從1930年代開始，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公司開始向外交關系協會大量捐款，協會對美國內政和外交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從1939年起，外交關系協會成立了嚴格保密的“戰爭與和平研究小組”，專注經濟金融、國安戰備、國土以及政治議題。其中國安戰備部分的負責人艾倫·杜勒斯后來成為了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中情局局長。

外交關系協會著名會員、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Time）

在冷戰時期，美國外交高官中有一半的人都是外交關系協會的會員。如今外交關系協會已經擁有5000多名成員，包括幾十位國務卿、中央情報局局長等身居要職的政府官員、銀行業、制造業、貿易和金融公司的高管以及知名律師和媒體界的名流。從20年前開始，美國每一任總統都是外交關系協會的會員，直到2016年這個慣例才被一個“外人”——唐納德·特朗普打破。

用一位協會著名會員、美國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羅伯特·卡根自己的話說，“外交關系協會讓美利堅共和國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帝國”。德國《明鏡周刊》在1975年的社論中將美國外交關系協會描述為“整個西方世界最具有影響力的機構”“資本主義的‘政治局’”。

美國《華盛頓郵報》高級編輯、“報道記者的記者”理查德·哈伍德認為，外交關系協會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最接近美國“統治集團”的機構，而對于媒體界人士來說，獲得外交關系協會的會員身份就意味著他們在公共事務中發揮的作用得到了統治集團的認可。現如今，美國所有主流媒體無一例外都有高層是外交關系協會的會員。

外交關系協會和其附隨機構掌控下的美國媒體（cfrmedia）

以伯林格遭圍堵時一旁的亞裔女跟班蘇奕安任職的《洛杉磯時報》為例，該社的執行副主席謝爾比·科菲和華盛頓分部負責人多伊爾·麥克馬納斯即是公開的會員。前者曾經在1992年洛杉磯黑人暴亂的報道中一手主導輿論嫁禍當地韓裔社區、“煽動群眾斗群眾”，防止黑人示威者把怒火導向政府和統治階級。

媒體研究學者喬恩·范登·霍伊維爾敏銳地指出：“通過選擇性地關注世界上的某些特定危機，媒體得以更有效地向政府施壓以采取行動。所謂‘人道主義’現在變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一成分，而媒體在其中承擔重要責任。”這里的媒體自然指的是由外交關系協會統籌的、全球（帝國）主義的、單一世界觀的西方媒體。

蘇奕安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學院取得中國政治和國際關系領域的碩士學位，但其這些年的報道活動就很好地貫徹了上述思想。她推特個人主頁的置頂消息就是她發表在《洛杉磯時報》的假新聞，污蔑我國新疆存在“龐大的監視、拘留、文化抹殺和強迫勞動系統”。去年9月，她還因為在內蒙古從事非法活動被當地警方拘留和驅離。上個月，其關于中國新冠疫情的一篇負面報道獲得了美國“奧斯本·埃利奧特亞洲杰出報導獎”（Osborn Elliott Prize）。

正是因為在西方有無數個蘇奕安們長期扮演著抹黑中國的角色，西方社會才會形成如此偏執和負面的對華看法，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才得以暢行無阻地推出層出不窮的反華政策。

正如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沃爾特·李普曼在其著作《公眾意見》中所闡述的：“我們必須讓大眾安分下來，這樣我們才不會被困惑的獸群踐踏。大眾幾乎完全無法理解共同體的利益，因此共同體的利益只能由一群脫離個人局限性的專業集團來操縱。”這個專門的“公務階層”負責讓公眾“形成合理的輿論”，而“制造同意”是引導公眾輿論支持“國家利益”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