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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號，尼克松乘坐飛機從華盛頓飛往北京，飛行時長不過十幾個小時，但尼克松的這次旅程卻用了23年的時間。尼克松訪華的一周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此后中美逐漸打破堅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外交關系，由此啟發了國際政治中意識形態體系的更新，推動了世界和平與經濟流通，堪稱20世紀政治史上一個偉大的里程碑。

2019年中美建交40周年之際，《尼克松回憶錄：時代的破冰者》中文版由天地出版社出版上市，這是理查德·尼克松唯一的親筆回憶錄，書中含有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他的筆記、口授日記記錄等，其中“尼克松訪華日記”披露出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我們也看到了時代破冰者——尼克松，為推動世界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

《尼克松回憶錄》（上下冊）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 裘克安 馬兗生 等/譯

天地出版社 ；2019年5月

1971年7月15日晚上7點半鐘，我從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城的一個電視廣播室里向全國人民講話。我只講了三分半鐘，但是我的話成了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之一。

我一開頭說：“我要求占用今晚的電視時間，是為了宣布我們在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進展。”接著我念了一個公告，這個公告同時也正在北京發表。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于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并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在這簡短的公告背后，有著兩年多復雜、微妙和堅定的外交招呼和談判。雖然我們能夠保持近乎奇跡般的機密，其實對華采取主動是經過最公開的準備步驟的出人意料的歷史事件之一。

我認為美國和共產黨中國建立關系非常重要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為《外交季刊》寫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職演說中間接地提到了這一點，那時我說：“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不到兩個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寫了一個備忘錄給基辛格，主張我們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系的可能性。我還寫道：“當然，這事要私下去做，絕不能由我們這方面公開到報刊上去。”1969年這一年，中國人沒有理睬我們幾次在低水平上發出的重要信號。到了1970年，我們才著手認真尋求開始對話的途徑，看看能夠產生什么結果。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關于中國問題的那一段是這樣開始的：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們不應該繼續孤立于國際大家庭之外……

指導我們同共產黨中國關系的基本原則，是同指導我們對蘇政策的原則相似的。美國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對中國的行為產生多少影響，更不用說對它的思想觀點了。但是，我們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驟來改善同北京的實際上的關系，這肯定是對我們有益的，同時也有利于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了解這一報告措辭的意思。兩天以后，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到那時為止斷斷續續的、沒有結果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他還暗示，他們將歡迎一位高級官員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

1970年3月，國務院宣布放松對于去共產黨中國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們宣布進一步放寬貿易管制。

10月初，我接見了《時代》雜志的記者。我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

一個月后，在 11月 22日，我口授了一個給基辛格的備忘錄：

我想請你在很機密的基礎上，讓你的助理人員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議我們在聯合國接納赤色中國的問題上將采取什么方針——不要告訴任何可能會泄密的人。我認為，在我們沒有足夠的票數阻擋他們入場的情況下，接納的時刻比我們預料的要來得快。

我們確實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逐步確定一個立場，使我們能夠保持對臺灣的義務，而又不致遭到贊成接納赤色中國的人的抨擊。

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必匆忙著手，不過兩三個月后我要看看你們能拿出什么辦法。

事實上，后來情況的變化比我預料的要快得多。

1971年年初，羅馬尼亞渠道活躍起來了。科爾內留·博格丹大使在拜會基辛格時帶來消息說，齊奧塞斯庫在我們的 10月會談以后，派他的副總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來讓他給我捎一封信，內容如下：

美國總統的信息不是新的。我們之間只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就是美國對臺灣的占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真誠地試圖談判這個問題已經 15年了。如果美國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愿望和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準備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國的特使。這個口信是經過毛主席和林彪審核的。

周恩來還說，鑒于我 1969年訪問過布加勒斯特， 1970年訪問過貝爾格萊德，我將在北京受到歡迎。

這封信使我們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語氣溫和，沒有罵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這一點，表明北京不會把越戰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我盡力使 1971年年初的藍山軍事行動不致掐掉這個關系的萌芽，像前一年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大有可能造成這種結果那樣。我在2月1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指出，我們在老撾的干預不應被解釋為威脅中國。在北京，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激烈地駁斥我的說法：“美帝國主義把侵略的戰火擴大到中國的大門之外，是對中國的嚴重威脅……尼克松兇相畢露，氣焰真是囂張到了極點。 ”

在這篇措辭激烈的文章發表后五天，我在 1971年 2月 25日向國會提出了我的第二個外交政策報告。這次報告有一節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到了我們兩國間發展關系的可能性，并且反映了聯合國最終會接納北京的前景。這一節最后說：

在今后這一年里，我要仔細研究我們能采取什么進一步的步驟，以創造中美人民之間擴大交往的機會，并且怎樣消除妨害這些機會實現的不必要的障礙。我們希望對方也這樣做，但如果對方不這樣做，我們也不懼怕。

然而，我們對前景應采取完全現實主義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它決心繼續把我們說成魔鬼。我們為證明自己不是魔鬼而作的一些努力，沒有減弱北京對我們的敵視態度……只要北京繼續堅持敵視態度，我們單方面就沒有什么辦法來改善關系。凡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我們一定去做。

3月15日，國務院宣布取消對使用美國護照去中國大陸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誰都沒有料到出現了一個突破：美國駐東京大使館報告說，在日本參加世界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隊接到了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訪問，以便進行幾場表演賽的邀請。

這個消息使我又驚又喜。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得以實現。我們立即批準接受邀請，中國方面作出的響應是發給幾名西方記者簽證以采訪球隊的訪問。

4月14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20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來親自歡迎了我們的乒乓球運動員。

速度開始顯著加快了。 4月27日，希拉利大使（觀察者網注：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前來白宮，帶來了周恩來通過葉海亞總統（觀察者網注：巴基斯坦總統）捎來的另一個口信。在照例堅持臺灣是恢復任何關系之前必須解決的主要和先決問題以后，口信接著說，中國人現在對于作為達成和解的直接會談感興趣，因此，“中國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國國務卿，甚或美國總統本人，以進行直接會晤和商談”。

信號和口信往返進行了兩年多的時間。我們曾通過葉海亞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小心謹慎地行事。現在基辛格和我都認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冒一點風險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議，否則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我斷定，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到來。

因此， 5月10日，基辛格召見希拉利大使，給了他一個通過葉海亞總統送致周恩來的口信。口信說，由于我重視兩國關系正常化，我準備接受周的邀請去訪問北京。我提議由基辛格在我訪問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換意見。

木已成舟。現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復，別無他事可做了。倘若我們行動得過早，倘若我們所建立的基礎還不夠牢固，或者倘若我們過高估計了毛和周對付他們內部反對這樣一次訪問的人的能力，那么我們長期的謹慎努力就會前功盡棄。我可能甚至不得不準備陷入嚴重的國際窘境，如果中國人決定拒絕我的建議并加以公布的話。

我們等待了將近兩個星期，不知道在北京進行著怎樣的決策過程。

到5月31日，我們通過希拉利大使收到葉海亞·汗總統的口信，內容是：

1.對上次口信反應很積極，非常令人鼓舞。

2.請告基辛格先生，會晤將在中國境內舉行，行程由我們安排。

3.會談級別將如你們所建議的那樣。

4.口信全文將用安全方法傳遞。

兩天以后的晚上，我們舉行國宴歡迎尼加拉瓜總統索摩查。帕特（觀察者網注：尼克松的妻子）和我同客人在藍廳喝完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處理文件和閱讀材料。不到五分鐘后，基辛格進來了。他一定是跑著從西側樓過來的，因為他上氣不接下氣。

他交給我兩頁打了字的紙，說：“這是剛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郵袋帶來的。希拉利趕著送過來，他太激動了，交給我時手都在發抖。 ”我讀信時，基辛格站在一旁，滿臉堆笑。信里說：

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松總統 1971年 4月 29日、5月 17日和 5月 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尼克松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進行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松總統來訪，并且期待著屆時同總統閣下進行直接談話，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關心的主要問題……

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為美國代表先來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初步秘密會談，為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進行準備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讀完時基辛格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

我們安排基辛格在7月初飛往越南進行磋商，然后在回程時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里將出現肚子痛的癥狀，需要臥床休息，謝絕報界采訪。然后，在葉海亞總統的協助下，他將被送到一個機場，從那里，一架巴基斯坦噴氣機將載他飛過高山進入中國。預定肚子痛的日期是7月9日到11日。事后基辛格將飛到圣克利門蒂向我匯報。

仿照另一個前往中國旅行而創造了歷史的西方旅行家馬可·波羅的名字，給基辛格的中國之行起個代號叫“波羅”。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他在伊斯蘭堡得病只引起采訪他的記者們較小的注意。他們接受了這種說法，即他將至少臥床休息兩天，于是他們開始安排自己的娛樂活動了。

基辛格關于他在中國期間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勝的。中國人同意了我們為我的訪問作出安排和預定日程的幾乎每一項建議。初步會談談到了我們兩國間的全部爭論焦點的問題。他發現中國人是堅韌的、理想主義的、狂熱的、專心致志的、卓越的，他們并非輕松愉快地意識到安排頭號資本主義敵人來訪所牽涉到的理論上的矛盾。基辛格說：“這些人有一些苦惱。 ”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他們在一起會談和閑聊，相處了 17個小時。基辛格發現“他對哲學的泛論、歷史的分析、策略的試探和輕快的巧辯無不應對自如。他對事實的掌握，特別是對美國情況的了解，十分驚人”。談話中周問到我在堪薩斯城的演說，基辛格只得承認他只看過新聞報道。第二天進早餐時，基辛格發現桌子上放著一份我的演說，上面有周畫的橫道和中國字的旁注，還有一張便條，請他閱后退還，因為這是周唯一的一份。

基辛格訪問回來后所寫的長篇報告里有一段精彩的總結：

我們已經為你和毛翻過歷史的一頁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對將來不應抱有幻想。我們和中國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絕。在最高級會談以前和會談期間，他們在臺灣地區和其他重大問題上將堅持自己的立場。如果我們的關系變壞，他們將成為不可調和的敵人。據我看來，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他們有強烈的信仰，近乎狂熱。同時他們表現出一種內向的安全感，這使他們在自己的原則范圍內能夠細致地、萬無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

我們無論同中國人或其他人打交道，都需要可靠性、確切性和策略。如果我們能夠掌握這一套處理問題的方法，我們將完成一次革命。

7月15日，我在電視上宣布我將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