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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29日外交部記者會上，有記者問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并沒有都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是否對論壇的舉辦有影響。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個別媒體的這種論調流露出濃濃的“西方中心論”的味道。“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功與否，和西方國家領導人與會之間有什么必然的聯系。他們并不一定總是國際舞臺的主角。

巧合的是，當天晚上，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節目播出第16期——解構“西方中心論”。節目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通過回顧歷史以及自身的經歷的思考，講述了“西方中心論”的來歷以及如何對其解構。

觀察者網整理節目演講部分，以饗讀者。】

節目視頻截圖

關心歷史和政治的人一定聽說過一個說法，叫做西方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主義。過去兩三百年隨著西方世界的崛起，隨之而來的就是西方中心論的崛起。特點是什么呢？一切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西方文明是優越的，西方文明是理性與民主。那么與之相對立是東方文明，東方文明是愚昧，是專制。我們國內學界到今天為止，還有不少人也是“言必稱希臘”。在他們眼里，只要中國的做法和西方的不一樣，中國一定是錯的，西方一定是對的。中國要做的無非就是不斷地向西方模式靠攏、接軌，甚至最后被西方社會所承認所接納，這很關鍵對他們來說。我們叫做甚至不惜拆掉故宮，建一個白宮。

好在中國今天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們可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地、更加客觀地、也更加實事求是地來看待這一切，來審視所謂的西方中心論，指出它的問題所在和它的不實之處。我覺得，這是中國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過程中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要從精神層面強健起來，所以我們要解構西方中心論。

五年前我曾在荷蘭，做過一個講座，談中國模式。互動的時候，有一位歐洲學者就問我，他說中國正在迅速地實現現代化，但是他說中國好像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大家可能聽說過這個詞，英文叫做modernity，在西方話語中它是神圣的，它一般指的是歐洲啟蒙運動以來所形成的這種理性思維，以及伴隨著西方工業化，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我個人認為，我也講過多次這樣的觀點，今天的中國正在重新界定現代性。我當時對這位歐洲學者的問題我是這樣回答的。我說如果你要真的要了解西方社會的現代性，你要了解它是怎么形成的。我剛才講了一個情況，我說我們今天這個會是在海牙，我說就離我們這會場不遠的地方，有兩個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一個是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故居，斯賓諾莎是荷蘭17世紀的叫理性主義哲學家。另一個是荷蘭的叫Delft瓷器博物館。

我說在斯賓諾莎的故居，你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是多么的渴望，他通過研究之后發現中國不是一般的國家，而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歐洲當時還是政教合一的國家，他能夠講這個話是很了不起的，是革命性的。在當時的歐洲，他說中國是一個遵循自然法的國家，就是中國人是相信自然規律的。他說這種國家的治理，是更符合人性的。那么這里還有一個故事，就是當時斯賓諾莎遭到了宗教迫害，他被基督教會除名，但是德國另外一位哲學家也是中國粉絲，叫萊布尼茨，他很有勇氣，他專門到海牙，和斯賓諾莎悄悄地見了一面。他們共同的發現，就中國是個很獨特的國家，它不像歐洲，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是世俗國家。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采用了世俗的，貼近自然的，而非神權的方法進行治理，結果是成功的。

康德在1794年發表的宗教哲學論文《萬物的終結》提到，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受到過中國老子的影響。（圖為斯賓諾莎）

那么為什么要去Delft瓷器博物館？因為它是荷蘭的瓷都，就像我們江西景德鎮一樣，當然我們比它歷史要長很多早很多。那么荷蘭在17世紀的時候，是歐洲最發達的國家，其最發達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和中國進行大量的貿易，它把中國大量的瓷器運到歐洲銷往歐洲各國，所以賺的盆滿缽滿。當時中國瓷器，有點像幾年前的iPad iPhone。所以中國的瓷器貿易當時在17世紀是荷蘭主導的，所以荷蘭因此發了大財。那么中國瓷器給當時的歐洲帶來的沖擊，不僅僅是瓷器本身的品質質地精良，歐洲遠遠達不到這個水平，他們花了上百年時間模仿，你要去他博物館看，就做不像，一直到很晚，大概到19世紀，荷蘭才終于掌握了制作瓷器的工藝，開始有自己的青花瓷。

但是同時歐洲的人文學者還從中國瓷器中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世界。他們發現中國的瓷器不僅質地精良，圖案精美，而且這些圖案反映的內容，和歐洲的藝術也不一樣，歐洲藝術到當時17世紀，反映的主題主要還是宗教和上帝，而中國的瓷器上的圖案反映的幾乎都是民生，都是老百姓的生活、農夫耕作、老人垂釣、兒童嬉戲、多子多福，還有就是山水風光的大自然。用今天的話說就中國藝術的題材早就是非宗教的 ，接地氣的人間的生活。所以這一切給當時的歐洲，帶來一種震撼，甚至可以這樣說，是中國的這種世俗文化，政教分離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把當時的歐洲從神學世界引向了人間世界。這就是現代性，這就是啟蒙運動的要義。

我對這位歐洲學者說，我說如果你要了解啟蒙運動開始的，所謂現代性，一定要了解這種現代性的一個最重要的起點之一就是中國。

我們現在可能都聽到過一個概念叫做西學東漸，就是西方的各種各樣的學問源源不斷地傳到東方，傳到中國，影響了中國的方方面面。其實歷史上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學西漸”，就中國的各種各樣的學問，源源不斷地傳到西方，影響了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有一位很優秀的歷史學家，叫朱謙之，他早在上世紀40年代他就著書立說，他說歐洲文藝復興發生在意大利，這不是偶然的，為什么？因為當時歐洲國家中和中國接觸最多的是意大利，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物質商品和文化思想傳到了意大利。他認為從13世紀到16世紀，中國的許多重要的發明，通過阿拉伯世界傳到了歐洲，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另外大家也知道威尼斯的旅行家、商人馬可·波羅在中國待了17年，回到歐洲之后出版了《馬可·波羅游記》，一時洛陽紙貴。歐洲人通過這本游記了解到了原來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如此富庶的大國，商人發現了財富，哲學家發現了思想。

我們現在講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多數人說是林則徐，也有人說是魏源，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時魏源的《海國圖志》對當時的中國，對當時的日本，都產生了一種震撼。特別是日本的崛起，應該說這本書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因為一下子讓很多亞洲的知識界人士，發覺歐洲已經明顯地領先亞洲了。作為比較，我們也可以說《馬可·波羅游記》14世紀在歐洲出版的時候，給歐洲人帶來的震撼。可能會大于當時《海國圖志》，給亞洲人帶來的震撼，所以《馬可·波羅游記》，一下子翻譯出了無數的版本，歐洲人突然意識到，原來在東方還有這么發達的，這么了不起的文明和國家，所以開始了各種各樣的探險冒險，想到中國來想追求財富，也有些人想追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