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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的改革開放也已經走過了40年的歷程。中國逐步實現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飛躍。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中國到底貢獻了哪些核心的價值？

——你仔細回顧一下，遠的不說，我就說這40年改革開放。中國對整個時代的判斷，“和平與發展”，這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套話了。但你最后回頭看一下，這個對中國成功的意義實在是太重要了，拿到世界上都是很重要的價值觀。多數國家期望和平，多數國家希望發展，這就代表真正的時代潮流。”

近日，東方衛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每周一晚21:30持續熱播。每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將結合自身經歷，從國內外熱點、難點問題切入，對西方話語與中國話語進行比較。

在4月8日的第13期節目中，節目主嘉賓、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解構了西方普世價值概念，指出“普世價值”并不普世的四重困境。

觀察者網整理節目問答部分，以饗讀者。

駱珺（節目嘉賓，新華社記者）：西方國家對非洲的援助，有非洲學者做了一個非常全面的總結。他給了非常具體的例子，西方援助說起來好聽，但事實上反而摧毀了非洲的經濟。這是一位非洲學者的論斷。

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比如說非洲某一個地方有饑荒的情況，一些西方國家就給它送一批活雞過去，短時間內摧毀了這個地方非常脆弱的家禽生產業。比如說哪個地方缺衣少糧，西方國家一時興起又送了一批舊衣服過去，又摧毀了這個地方非常脆弱的紡織工業。非洲的輕工業永遠發展不起來，就不停地遭受西方這種打著援助旗號，但事實上摧毀經濟發展的行徑。

許欽鐸（節目嘉賓，國廣資深評論員）：講舊衣服特別好玩，盧旺達是一個很小的非洲國家，二手衣服是美國援助，占據該國進口的一部分。當盧旺達想發展自己的紡織業時，決定通過加稅來減少進口二手衣物。發展中國家要做一些衣服自己穿，也可能出口，這不是有利于輕工業發展嗎？結果美國就說，你敢加稅我就制裁你！這是活生生的例子。在這個時候，你再談所謂的普世價值，就覺得這個東西虛偽得根本站不住腳。

Q1：目前來看，西方政客把普世價值玩得太過雙重標準，想必大家也都看得越來越清楚了。比如說，俄羅斯特工在英國被毒了，沒有什么證據，一大批西方國家直接就制裁俄國；反過來看，沙特記者被害了，但是西方國家幾乎沒有對沙特做出什么樣的舉措。所以我就想請問一下，在全人類語境之下，應不應該有普世價值？或者是說什么樣的東西才能夠成為普世價值？

張維為：這個問題太好了。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提出一個概念，叫人類共同價值（Common Values），這個概念比普世價值要好得多，因為普世價值確實有西方宗教的傳統，起源于一種宗教語言。所以我們現在用“共同價值”這個詞。

我覺得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就是把一些重要的價值，像我們前面講的和平、發展、仁愛，甚至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把它提煉出來，加上一些其他文明的價值也可以提煉出來，然后通過國際談判慢慢談，三年、五年、十年都可以，最后達成一個人類共同價值的共識。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途徑。

還有一個途徑就是學習西方，根本不要在乎西方的反對，我們就把它當做是人類共同價值。比如，“和平”誰敢反對？除了美國人反對，他一反對他就很狼狽。我們就可以說，我們特別贊成以和平為基調的共同人類價值。經常這樣說，說一百遍、一千遍，慢慢開始就會有人接受，于是美國陷于被動了。他固然不贊同和平，但他卻不能在明面上反對，有苦說不出。這樣我們就做對了，我們就主動了。

所以一種就是通過談判的方式，這是最好的方法；還有一種就是我們自信一點，我們把中國的價值正式地提出來，國家社會也會逐步地接受。

葉青林（節目嘉賓，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補充一點，就像我們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干涉別國主權，這其實最應該成為普世價值的一個內容。美國不承認這個，我們經常講經常講，全世界慢慢地就形成共識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方式。

許欽鐸（節目嘉賓）：不干涉內政其實是聯合國規定的，它應該是被接受的。只是美國和西方國家比較強勢，它根本就不理睬聯合國的原則。譬如說利比亞時期，西方國家就會說自己有責任去干涉，要保護那里的平民。今天像敘利亞也是這樣。

張維為：BBC它報道所謂敘利亞化武事件，根本上是偽造的。這就整個暴露出來，當時西方國家偽造整個故事，對敘利亞進行導彈襲擊。

白頭盔組織在今年4月7日發布的視頻中出現的“從杜馬鎮化學武器襲擊中幸存的兒童”，坐在床上的小男孩哈桑·迪布后來在海牙法庭作證稱，化學武器襲擊視頻系偽造，杜馬鎮并未遭受毒氣襲擊

海牙法庭上的哈桑

許欽鐸（節目嘉賓）：今天的委內瑞拉也是這樣子。美國沒有別的招數，它就提供一個援助。其實美國，包括國際的很多援助團體，都拒絕和美國所謂的委內瑞拉援助有任何干系，為什么？他們都知道你這不是援助，就是干涉內政。

Q2：張教授你好，《共產黨宣言》里面講過說，“自由人的聯合體”與“全人類的解放”是共產主義追求的價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本土化所存在的一些困難是什么？謝謝。

張維為：我們在這個理論表述上，應該說還沒有做得很好，還有很大的改善余地。我經常說，這么精彩的中國故事怎么會講不好？

西方國家的主要大學，比方說牛津大學或者劍橋大學，里邊教馬克思主義、講馬克思是非常時髦的，甚至是趨之若鶩的。但我們卻把故事講得如此之枯燥。思政課就是一個例子，背后就是整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需要變成一個生機勃勃的事業。我們真的要反思，完全可以結合中國崛起的偉大實踐，把它講好。所以我覺得，特別是我們有些學馬克思主義專業的同學，這是具有巨大潛力的事業，可以做好。

坦率地說，從蘇聯解體東歐崩潰之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明顯受到嚴重的挫折。但中國崛起之后不一樣了，提供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這是非常重要的。下一步會怎么進展，我覺得還有很多精彩的東西可以做。

在今天的歐洲，他們很多人仍然不知道，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全民養老、全民醫保。你跟他講，他會非常震驚。中國這么快就做到了，這事實上就是社會主義一個經典的成果。中國這個國家規模太大了，比西方所有人口加在一起還要多，這么大一個板塊的崛起，對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將是全球性的。所以我相信，我們還是不推銷自己的模式，但是隨著中國的成功，這種模式會越來越明顯地給人家看到，而且解釋得清清楚楚。

馬克思中國化實際上我們實踐得很好，否則就不會有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后，通過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這無疑是非常成功的。建國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最經典的案例就是我們的經濟模式，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個相當好的模式，我經常跟外國人說，你要好好研究這個模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宏觀調控到市場作用，到國企民企之間的配合，它不是十全十美，它有自己的問題。但是西方模式現在有更多的缺陷，中國干得比你好。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爆發過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的國家。自從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我們有我們的困難，但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危機，我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

主持人：剛才張老師也說到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西方的一些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他們在書店里賣的脫銷的一本書是什么？是《資本論》。因為他們突然發現其實馬克思的很多觀點、很多理論沒有過時。還有很多學者都在說，當他們覺得好像寫一些課題寫不下去，有一些哲學的思考陷入困頓的時候，他們會去把馬克思的著作找出來看。我曾經問過他們，我說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種感受？他說馬克思并不是提供你一種具體的解決方法，而是給你展現整個人類社會的圖景，當你有那種格局之后，你突然發現思路會豁然開朗。

張維為：另外我們談馬克思主義時候，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特別是他的方法。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這些是高度的智慧，是絕對站得住腳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過去革命戰爭的成功，真是依靠這個東西。

Q3：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的改革開放也已經走過了40年的歷程。中國逐步實現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飛躍。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想請問您，我們中國到底貢獻了哪些核心的價值？

張維為：你仔細回顧一下，遠的不說，我就說這40年改革開放。中國對整個時代的判斷，“和平與發展”，這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套話了。但你最后回頭看一下，這個對中國成功的意義實在是太重要了。

比較一下西方是怎么定位這個時代的。他們在乎“第三波民主化；民主還是專制”，到處推動顏色革命。蘇聯怎么定位的？當時最后那個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提出，“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這個聽上去很好聽，人類利益是很重要，我們也講人類命運共同體。但他不知道西方虎視眈眈地要吃掉蘇聯，蘇聯內部也有民族矛盾，等等等等。而且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聽上去都挺好，但結果是向西方普世價值投降了。

這就是由于抽象地談民主，結果導致這個問題。最后戈爾巴喬夫完全接受西方的定義，西方的民主才是民主，蘇聯民主就不是民主。有一個前蘇聯副外長，專門負責跟美國談判人權，我看了他后來寫的回憶錄。他說我越跟美國代表談人權，雖然我表面上講得跟他不一樣，但我心里越是覺得美國代表講得真對。找戈爾巴喬夫匯報跟美國的人權談判進程，他發覺戈爾巴喬夫跟他想的一樣。所以前蘇聯最終就崩潰解體了。

有時候我確實覺得我們中國人講的很多東西，我們現在覺得是套話，但是拿到世界上都是很重要的價值觀。多數國家期望和平，多數國家希望發展，這就代表真正的時代潮流。

當然這個需要有強大的國防基礎，能夠保衛自己的國防邊界，包括意識形態安全的邊界。在此基礎上，走和平發展道路，所以中國成功了。背后是我們價值觀的引領，和平發展的理念。

Q4：我們怎么平衡西方的這些關于民主、人權、普世價值輿論方面的沖擊？如何增強我們自己的輿論發聲陣地？

張維為：實際上我們中國研究院在政治學領域，就初步完成了解構、建構。而且我們希望跟西方的強手過招，跟西方資深學者辯論、討論、實事求是。大家可以客客氣氣，非常禮貌地，把問題說清楚。在原則問題上大家可以針鋒相對，可以真正地討論，我覺得這是一種有意義的對話。

我想中國的崛起，伴隨著應該是中國話語的崛起。這個話語既是對外，也是對內的。我們做這個節目，也是特別希望我們中國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發自內心的自信。

整個西方話語的崛起，也是隨著工業革命成功之后，形成整個的一套話語體系，現在它確實在走衰。我想時間在中國這里，因為我老說中國的崛起，它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它一定是改變整個世界的，這規模太大了。

我當時寫《中國震撼》，很多人說真的震撼了嗎？我說你一定要知道，中國這個規模，我們一個長三角就是一億五六千萬人；歐洲都是小國家，瑞士七八百萬人，這就是中國崛起的這種震撼。我舉一個例子，我不說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單單是長三角地區的中產階層，當中有一部分人去歐洲旅游，其中再有一部分人買了一塊瑞士手表，就這個比例，瑞士的鐘表企業需要24小時的運轉，否則就不行。

甚至我可以很誠懇地說，不是我們要改變這個世界，而是中國這個規模太大，世界不得不因為你要開始發生改變了。

Q5：張教授你的偶像是誰？

張維為：我還真沒想到這個問題。因為偶像往往是非常年輕的時候特別容易有，我們年輕的時候跟現在完全不一樣了，如果我真的要講的話，可能是周恩來，那是全民偶像。

那時候總理兩個字就指一個人，不用特意指明的總理，那就絕對是周恩來。總理日理萬機，他是超負荷的工作，這也是他后來身體垮下來的原因之一。他去世的時候，我當時在上海的工廠，整個工廠，整個街道，乃至于公共汽車上，大家都在哭。當時大家真的覺得，國家大廈將傾，好像真的要出大問題，一下子真擔憂國家命運將會怎么樣，這是我們切身經歷過的。

所以中國人有時候真有一種心靈感應，不管是北京的中南海，還是普通老百姓，突然大家覺得這個國家的命運會怎樣？普通工人都會覺得，怎么辦？但這個危機后來過去了。所以我覺得真是這樣，總理確實有超級的個人魅力。

周總理，他是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是個為理想奮不顧身，出生入死的斗士；同時他又具有超級成熟的心智，這我非常敬佩。當年的美國乒乓球隊來北京人民大會堂，周恩來總理接見，其中有一個是當時的嬉皮士（Hippies），就問總理怎么看待嬉皮士？

文革期間是非常封閉的，我們都是穿中山裝，突然提一個最潮的問題，你怎么看嬉皮士？總理回答很有水平。原話我記不清了，大概是說，作為年輕人，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會嘗試各種各樣新鮮的東西。但是記住一條，了解人民想什么，這個最重要。與人民在一起，你可能會走彎路，但最終要和人民在一起。就這樣一個具有哲理的回答，非常令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