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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微信號“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7月7日刊文稱，在與一屆屆年輕學生的接觸過程中，今年59歲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發(fā)現(xiàn)，學生們的傳統(tǒng)文化知識和中國歷史知識越來越豐富，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顯露出了一種她從來沒有過的歷史體認——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權力邏輯的體認，甚至是對當權者的體認，這種體認不僅是知識性的，而且是身體和情感的。同時，這種體認也體現(xiàn)在了大量廣受歡迎的通俗文化作品中，比如近些年熱播的《甄嬛傳》和《瑯琊榜》。這一對權力的內在的尊重，以及對革命非理性的恐懼，被戴錦華稱為一種“告別革命的共識”。

這也正是在7月1日中間美術館“新月：趙文量、楊雨澍回顧展”閉幕日的演講現(xiàn)場，當戴錦華面對滿滿一屋子年輕聽眾時，內心所感受到的“代溝”的來源。她坦言，在年輕人面前，她常常覺得自己太幼稚。她認為今天的年輕人非常成熟，所謂的“成熟”體現(xiàn)在他們會接受什么是不可改變的，而她自己作為一個“50后”卻始終拒絕接受，“假設歷史沒有意義，判定未來也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對歷史我不說如果，對未來我不說不可能。”

戴錦華提到，當中國崛起成為一個經(jīng)濟學事實的時候，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回收前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但這種回收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新的喪失，而這一次，我們喪失的是20世紀中國的革命歷史。這一發(fā)生在過去10年間的過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文化現(xiàn)代化進程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后者正是以開啟現(xiàn)代中國歷史之名，交付出了此前悠久、延綿不絕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戴錦華因此將這次演講命名為《復得的和復失的：歷史與文化記憶》，在她看來，在過去100年間，前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文化經(jīng)歷了失而復得，而20世紀的革命歷史與文化則面臨著得而復失。這次演講，同時也是中間美術館發(fā)起的“中國作為問題”系列演講的開篇。

戴錦華在講座現(xiàn)場

魯迅以來的歷史想象：

“吃人”的歷史是對進步的反動

在演講中，戴錦華提出的第一個觀點是，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啟動，是以付出了前現(xiàn)代歷史為代價的；或者說，“我們終于開啟了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時候，也正是我們相當自覺地交付出了此前悠久的歷史和文化記憶的時候。”

戴錦華從中國革命的先師魯迅談起。在中國近代文學史的開篇之作《狂人日記》中，有一段很經(jīng)典的描述，講的是“狂人”半夜讀史，發(fā)現(xiàn)這個歷史沒有年代，滿紙寫的都是仁義道德，“狂人”橫豎睡不著，就反反復復地讀，終于從字縫里讀出兩個字——“吃人”。這是魯迅對于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診斷，也是一次審判——它也構成了幾代人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方式。也就是說，人們習慣把中國的歷史認知為一個“吃人”的宴席，在這個宴席上，吃人者被吃，被吃者吃人，沒有關于加害者和被害者的清晰區(qū)隔。類似的歷史想象在魯迅的作品中還有很多，比如他曾形容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用“麻木的國民靈魂”來描述中國人的精神狀態(tài)等等。

戴錦華認為，以魯迅為代表的這種歷史想象取消了中國前現(xiàn)代歷史的時間性，時間在現(xiàn)代觀念中意味著一個發(fā)生、發(fā)展、變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上升的過程；而一部沒有年代、只寫滿了“吃人”的歷史，也就是一部“空間化”的、沒有任何變化和進步的歷史。換言之，在魯迅的影響下，與他同時代以及后代的許多中國人不把前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視作（現(xiàn)代意義上的）歷史，而將它視為永恒的自我重復——只有現(xiàn)代歷史才是線性的歷史，而這個歷史是一個非中國的歷史、是世界的歷史、是歐美主導的歷史。

寫滿了“吃人”的歷史

例如，開啟了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五四運動，曾經(jīng)也被明確地稱為一場“開啟了時間”的運動。這樣的一種歷史想象和歷史表述，不僅存在于我們開啟現(xiàn)代歷史的時刻，它還一直貫穿于現(xiàn)代和當代中國的歷史中——每當現(xiàn)當代中國歷史發(fā)生什么重大演變，我們就一次一次地宣告：時間開始了。1919年我們宣告時間開始了，1949年我們又再次宣告時間開始了。

而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反思熱潮中，這樣的邏輯依然在延續(xù)。在70與80年代之交，一部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中并不重要的著作在中國廣泛傳播，甚至達到了人盡皆知、人手一冊的程度，這本書叫做《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它的主要觀點是，中國文化有著一個不變的深層結構，它的基本特征叫做“東方專制主義”。這種思想的本土表述就是那本一度對中國社會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的著作《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結構》，其作者是當時的一位年輕人，名叫金觀濤。“中國歷史的超穩(wěn)定結構”是對那個沒有年代、寫滿了“吃人”的歷史的理論表述，它認為中國歷史有一個超穩(wěn)定結構，這個超穩(wěn)定結構決定了中國歷史永遠只能是周而復始的循環(huán)與重復，沒有任何進步和發(fā)展的可能性。按照這種觀點，“中國的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中不停地循環(huán)，中國的生命觀是生死輪回，自然觀是春播秋收，宇宙觀是滄海桑田，歷史觀是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王朝更迭，是一個由興盛到毀滅，由毀滅到興盛的循環(huán)往復、永無止境的過程。”這一過程內在地包容著一種不能自我生長的無力，或者說是一種自我毀滅的力量。在戴錦華看來，這是從魯迅到新時期的中國的一種歷史想象，同時也是每個中國人的自我想象。這種想象——即中國文化對于進步的反動和拒絕——造成了一種深刻的文化虛無主義。

五四以來的文化改造：

“反帝反封”的目標

讓現(xiàn)代中國文化失去了立足點

戴錦華的第二個觀點是，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開啟的時候，中國人開始了一種深刻的、內在的自我改造，這種自我改造成為了文化現(xiàn)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種極端深刻的文化內在流放——所謂的“中國經(jīng)驗”被我們自己流放出去，或者說它無法再在我們的文化媒介中被直觀地把握。

她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文化實踐層面一個最重要的、最形而下的、最具體的組成部分——白話文運動談起。戴錦華指出，經(jīng)由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種新的語言成為了中國文化里主導型的媒介工具。按照白話文運動倡導者之一胡適的說法，白話文運動是一種文化民主化、平民化的過程，因為它是“我手寫我口”，而文言文則意味著口語和書寫文字的分離，因此導致了文化屬于貴族和少數(shù)人的結果。

胡適

但在戴錦華看來，白話文運動絕不是一個文字口語化的過程，因為在文言文主導的時代，古白話始終存在，也同樣是一種“我手寫我口”的語言形態(tài)。但現(xiàn)代漢語和古白話是兩種語言，只不過古老漢字的延續(xù)使得我們忽略掉了，現(xiàn)代漢語其實是一種非常年輕的新語言。中國古代漢語是以字為單位的，每一個字都是一個表意單位，而現(xiàn)代漢語的發(fā)明則意味著大量詞的出現(xiàn)。當兩個漢字組成一個詞的時候，詞的意思并不是兩個漢字意義的疊加，相反，它是一個文化西化的過程。比如“宇宙”中的“宇”指的是屋宇，是中國人的居住空間，而“宙”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勞作方式；“宇宙”二字原本代表的是高度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文明下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當它組成一個新詞的時候，它的意思完全變了。

她接下來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兩句響亮的口號，直到今天還被我們視為重要的政治、文化使命，那就是“反帝”和“反封”——前者針對的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后者則直指前現(xiàn)代中國的主流文化（也就是所謂的“打倒孔家店”）。戴錦華稱，她曾經(jīng)一直認為“反帝反封”是非西方國家在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雙重使命，直到20年前，她開始探訪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深入到這些欠發(fā)達國家腹地的時候，她才發(fā)現(xiàn)，這種“五四式”的雙重命題是中國的特殊情況。

絕大多數(shù)非西方國家和中國之間的一個重要不同在于：他們都經(jīng)歷了極端慘烈的殖民歷史，他們的文化從前現(xiàn)代到現(xiàn)代的轉化過程不是自己主導發(fā)生的，而是在軍事占領和政治控制之下被強暴的過程。因此，他們的主要使命是反帝反殖、驅逐外來統(tǒng)治者，而完成這一使命所依憑的武器，正是本土文化和民族主體身份。反觀中國，除了東北和臺灣之外，中國主部并沒有經(jīng)歷過殖民統(tǒng)治，只有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我們才能有勇氣同時打倒兩個敵人，即“反帝”和“反封”。這一雙重目標的設定，也導致我們在現(xiàn)代中國文化內部失去了立足點。換言之，我們在建構一個現(xiàn)代中國的過程中，同時創(chuàng)造了一個自我中空的主體。

“中國崛起”以來的傳統(tǒng)復歸：

逃離革命意味著逃離了

中國文化的內在邏輯

最后，戴錦華談到了中國經(jīng)濟崛起之后，中國人歷史知識和歷史意識的重歸。她首先指出，中國崛起不是一個內部的宣告，而是一個外部的指認。2009年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第一次被放在了拯救者的位置上，并且是歐美世界仰望并期待的拯救者的位置上。當中國崛起作為一個經(jīng)濟學事實、一個統(tǒng)計學事實、一個消費主義事實，開始由外而內地進入到中國的自我指認的過程中時，一個變化悄然發(fā)生了：中國開始從一個無名、病態(tài)的、例外的、弱小的國家漸次恢復它作為一個大國的國際地位，同時，我們開始回收前現(xiàn)代的歷史。

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崛起”的指認

中國人終于開始意識到，中國是唯一一個擁有著連續(xù)的文明歷史的古國，而其他很多輝煌璀璨的古老文明都被時間湮沒了、被殖民主義徹底地摧毀了。在重新迎回這段前現(xiàn)代歷史的過程中，也會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不是超穩(wěn)定結構。從秦漢到明清，中國有著自身的歷史脈絡；清帝國淪亡的過程，也并不是文明對野蠻的征服，而恰恰相反是野蠻對文明的摧毀，是一個強盜的劫掠。于是，我們的歷史知識和歷史意識重歸了。

與此同時，戴錦華發(fā)現(xiàn)了一個令她感到警惕的事情，那就是年輕一代在歷史知識越來越豐富的同時，還伴隨著一種她從未有過、也從未曾向往過的歷史體認——對傳統(tǒng)中國文化中權力邏輯的體認，對當權者的體認——這種體認不僅是知識性的，而且是身體和情感的體認。這種體認體現(xiàn)在大量的通俗寫作、演義、歷史文本，甚至是當代人的古文寫作中。電視劇《雍正王朝》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在《雍正王朝》熱播期間，導演曾說，“這部戲我沒想說別的，只想說一件事，當家難吶！”這讓戴錦華感到非常震驚，因為在她整個成長，甚至直到死亡的過程中，她從來沒有想過，要站在當家者的角度去體會當家有多難；相反，她想的永遠是像她一樣的草民在種種權力的擠壓下生存得有多難。她以為，“我受到的所有歷史教育都是要教人傾聽歷史的無聲處，而不是傾聽大人物的洪亮言說。”

電視劇《雍正王朝》

除此之外，戴錦華還有第二個震驚。在與年輕學生的接觸過程中，她發(fā)現(xiàn)，當年輕一代的歷史知識已經(jīng)如此豐富的時候，一個新的喪失發(fā)生了。換言之，人們在回收前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過程，同時伴隨著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再次付出。于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便出現(xiàn)了：遙遠的是貼近的，而切近的是陌生的；歷史地平線的盡頭是1980年代，1980年代之前的歷史在年輕一代的認知中幾乎是一片空白。

在戴錦華看來，當我們再次付出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時候，我們也失去了20世紀中國自身的文化邏輯。20世紀的中國在四面圍困、腹背受敵的情況下，要活下去、走出一條路，這當然是國家的意志，同時也關系著每一個民眾的生存，是每一個民眾別無選擇、被裹挾其中的一個歷史過程，也是每個人生命的內在經(jīng)驗，是中國歷史一個高度有機的組成部分。她認為，20世紀中國經(jīng)歷了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樣式的革命，革命之于中國至少意味著一種另類的現(xiàn)代化進程，因此，當我們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簡單二元對立去看待中國的現(xiàn)代化問題，實際上也消解了20世紀中國歷史中的差異性元素——西方世界的現(xiàn)代化進程在中國行不通，因此中國被迫選擇一種極端的、激進的方式。

戴錦華認為，當我們放棄了20世紀中國獨有的文化邏輯的時候，我們也就無法真正重返前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因為，20世紀的歷史尤其是當代中國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永恒的謎題、永恒的痛苦和挑戰(zhàn)，那就是“在一個革命性的、實驗性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將永遠遭遇到關于秩序和革命的雙重緊張”。我們或許永遠也無法逃離，當年的紅衛(wèi)兵所面臨的無限忠誠和造反有理的命題。這一命題在戴錦華看來是內在于中國文化的，中國文化內在地包含了這樣一種文化張力，它也是中國文化自身的活力，在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旁邊，是載舟覆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歷史邏輯，這才是中國文化內在的自我更生、自我演進的邏輯。（作者/張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