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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這些年中國的大學高歌猛進。尤其是在國家富裕起來之后，投入了大量資金和精力，以期打造盡可能多的世界一流大學。而相比之下，西南聯大身處的環境極為惡劣，物資匱乏，戰火紛飛。但師資群星璀璨，學生后來也是大師輩出。西南聯大的復現可能嗎？聯大留給今人最珍貴的遺產或啟示是什么？

易社強：我們要知道，聯大并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是先前中國高等教育至少四十年發展的產物。聯大的老師在過去幾十年間陸續從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學成歸國。隨后，由于戰爭的緊張局勢，三所中國最好的大學合并起來，這些自20世紀早期開始培養、累積的人才精英也匯集于一處。聯大的學術自由也受到云南軍閥龍云的保護，他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充當了聯大的保護人。

這一系列的歷史事件都是無法復制的，因此，聯大也不可能復現。不過，這并不妨礙歷史上的聯大成為當下教育改革的典范和靈感之源。

聯大的知識分子，為何有種？

澎湃新聞：人們如今對西南聯大最津津樂道的，還有那些性情古怪、桀驁不馴的教授們與政府官員沖突與斗爭的故事。如您曾言，重慶與昆明知識分子之間的斗爭，最后十有八九都是知識分子勝利。您認為這在知識分子史上是特例還是主流？您對此現象如何解讀？

易社強：中國歷史上是否還有其他時期知識分子的勇氣與理想戰勝了政府官員對他們的管控，這個問題要交給我在中國的歷史學家同行們。但是，顯然，這種情況并不常見。

聯大的知識分子反抗國民黨政府將大學作為政治宣傳和思想灌輸的工具，他們有著幾點優勢：

1、他們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的立場是什么。

2、他們不畏懼迫害。（聞一多的犧牲就是這種勇氣最好的證明。）用俗話來講就是，他們有種。

3、 他們有龍云這個可靠的“后臺”。

4、 政府的高壓力量較弱，鞭長莫及，管控不到他們。

5、執政黨內部也有一些學者和聯大關系密切，比如蔣夢麟、張伯苓。

6、 他們不可能被收買。像這樣的學者本來就是無法被收買的。

澎湃新聞：您在之前的訪談中曾提過，費正清先生稱清華北大的知識分子為“sino-liberals”，可譯為“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派”。具體內涵是什么呢？中國特色體現在何處？

易社強：我認為，“Sino-Liberals”最好被譯為“有自由主義特色的中國人”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

中國特色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這些人都是中國公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他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畢生的追求就是國家的進步和國民生活的改善。雖然他們接受了某些西方自由主義的元素和價值，或是相信這些價值可以用在中國身上，但是，他們并不會因此丟失一點點中國人的氣質。

我知道，我的話或許有些人不能接受，因為他們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普世價值”，并且，就其定義而言，與中國價值相反，因此與中國的現在和未來并不相干。然而，盡管自由主義源于“權利”這一西方概念，然而聯大環境中的學術自由和某些中國觀念也是完全匹配的，比如“君子不器”這一格言，這一原則的根基就在于知識分子道德上的正直與清廉的理念。我想，聯大的知識分子也不會覺得這兩個概念是矛盾的。相反，他們也許會認為這兩個概念相互增進了彼此的內涵。聞一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他從芝加哥和科羅拉多學成歸國后，卻對美國直言批評不斷。可是，他從來沒有否定過學術自由的價值。在他的最后一次演講中，他是在繼承自然權利的自由主義傳統，還是在繼承屈原身為士大夫義不容辭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的傳統——還是二者兼有？

“與其說是冷戰利用了費正清，不如說是費正清更好地利用了冷戰”

澎湃新聞：今年是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中國學界以此為主題召開了各種學術研討會。您的研究也和這一事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您看來，今日中國紀念新文化運動，最需要紀念的是什么？

易社強：值得紀念的是賽先生和德先生——（大寫的）科學和民主，二者都是普遍的。

澎湃新聞：美國的中國學誕生與冷戰背景密切相關。您的老師費正清先生對這一學科的建設可謂居功至偉，您自己從事這一專業研究至今也有半個多世紀了。您認為海外中國學這些年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易社強：請允許我詳細說一說美國的中國學與冷戰之間的關系。首先，冷戰給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其潛在的原則就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雖然我們的說法可能有些不同）。美國急需發展一批新的中國專家，因為老一代的中國專家——例如謝偉思（John Service）、戴維斯（John Davis）、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以及從某種程度來說費正清本人——遭受到了麥卡錫主義的排斥。（同樣，當時的中國也沒有遵循自己“知己知彼”的原則，而是弱化了英語學習的重要性，排斥美國專家。）

冷戰對中國學的推動確有成效，因為我就是受益者之一。1954年，我即將從威斯康辛大學畢業，想要繼續歷史學領域的研究，也在尋找必要的獎學金的機會。我聽說如果將中國學作為研究方向，就有可能獲得免費的研究生教育，于是，我立刻找到我的亞洲史教授，咨詢應該申請哪所學校。他回答道，“哈佛大學。”“為什么是哈佛？”我問道。“因為”，他回答，“費正清在那里。”我問，“費正清是誰？”幸運的是，不久我就知道了答案。

我承認，冷戰時期的政府和基金的經費前所未有地拓展了中國學研究。但是，我也必須指出，這些資助并沒有受到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們給我的銀行賬戶打獎學金之前，從來沒有問過我的政治觀點。費正清本人對中國的看法和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的看法相去甚遠，但是，這并沒有阻礙他成為美國最成功的中國學推動者。與其說是冷戰利用了費正清，不如說是費正清更好地利用了冷戰。

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國學研究產生了許多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和美國的學者，現在可以自由地互訪對方的國家，使用對方的學術資源，在專業上或私下都能深交。因此，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者不再只是為美國讀者而寫作，我們的學術成果會得到中國同行的批評指正，同樣，我們也能閱讀、評判他們的學術作品。現在，如果我被邀請到上海開會，或是我們在美國的國家檔案館看到一個中國人在做研究，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了。

盡管如此，在這場持續的關于中國高等教育的討論中，被邀請來提出我的看法，我還是感到非常榮幸。

澎湃新聞：您研究中國歷史、中國知識分子五六十年，也接觸到了成長、活躍、成名于民國時期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從胡適到殷海光、金岳霖，以及費正清先生。您的經歷就是一段活歷史，您會寫回憶錄嗎？您近期的學術關心是什么？

易社強：我很樂意寫一本自己的回憶錄，可我已經八十歲了，不知有生之年能否得以完成。我得先完成一個持續了多年的研究課題——這個課題是關于“文革”時期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的是一群率先從北京前往西雙版納的青年，“五十五知青”。

等我完成這項研究之后，可以說我的學術生涯讓我有幸研究三代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第一代，南京政府時期（1927—1937）的學生民族主義者；第二代，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還有現在，第三代，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知青。雖然這三項研究大相徑庭，但使我得以探尋中國近代最關鍵時期的知識分子們的命運，我感到無限欣慰。

（感謝譯者劉靜。易社強夫人李曉亮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