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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流火，在微博與豆瓣上，一位哈佛女博士與文化策展人歐寧吵了起來，引來彭曉蕓、廖偉棠等一系列大V關注。爭吵中不乏“精英”“高檔”“知識分子”等詞匯。他們爭論的焦點是“碧山計劃”。

2011年6月5日，藝術下鄉項目“碧山計劃”在廣州時代美術館正式啟動，該計劃將舉辦一系列各種形式的活動，來探索徽州鄉村重建的新的可能并尋求多種功能于一體的新型的鄉村建設模式。《第一財經日報》將其概括為當代知識分子移居鄉野的社會實踐。

安徽黟縣碧山村是個典型的徽州村落，白墻黑瓦，背后群山常籠罩在霧氣中。發起人歐寧和左靖選定這里想動員一些知識分子共同在這里進行生活實驗，創造一個烏托邦，建立獨立的視覺系統，還有生活系統、建筑系統、傳播系統——甚至還準備設計護照、社旗、衣服。

有這樣的初衷，是因為這位來自廣東遂溪縣農村的藝術家現在對農村有了新的認識。歐寧小時候非常討厭農村，拼了命讀書，就是為了逃出來，但等到作品獲得國際認可、自己在城市里找到位置，年紀漸長，反而覺得曾經的貧困農村生活是寶貴的財富。于是，他想關心鄉村建設，為農村做些什么。

三年來，在歐寧等人的推動下，碧山村有了碧山書局和豬欄酒吧，舉辦了碧山豐年祭和黔縣百工等活動，也受到了媒體和民間機構的關注，美國亞洲協會的人連續兩年來拍紀錄片，以民國題材的系列紀錄片《先生》當中晏陽初一集把歐寧作為延續民國鄉建的現實案例，《南方人物周刊》也在今年年初以碧山為重頭推出“搶救故鄉”專題。但他還是悲觀地告訴媒體“碧山計劃最終是會失敗的”，歐寧認識到村民的觀念很難轉變，鄉村建設人才、資金短缺，碧山村甚至連路燈都沒有。

碧山村豬欄酒吧內景

碧山村

“碧山計劃”實行第三年，45歲的歐寧遇到了另一個“挑戰”，“挑戰者”是比自己年輕20歲的周韻。這位南京姑娘因成績優異被保送至北京大學烏爾都語專業，2011年周韻被美國哈佛大學全獎錄取，現攻讀社會學博士。7月2日，她作為南京大學“中國研究”國際暑期班的一員來到碧山，和40余名小伙伴一道探討“碧山計劃”。

期間，周韻連發十余條微博質疑“碧山計劃”，并發文《誰的鄉村，誰的共同體？——品味、區隔與碧山計劃》，歐寧發文回應，雙方有來有往，好不精彩。甚至引來歐寧同道中人，香港詩人廖偉棠助陣。也有青年學者“mujun_soc”“長亭”思維發散，撰文討論起周韻在文中多次強調自己北大、哈佛的學習經歷是否恰當。

一位匿名讀者的評論將人們的視線從學歷、話語又拉回到“碧山計劃”上，從他的言語中可知，他似乎去過碧山村。這位讀者向人們推薦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社區的綜合農協實踐，“他們從教農村婦女跳舞，組織村民進行麻將比賽開始把村民聯合動員起來，然后組織集體化生產，建立青年農場，集體購買化肥種子，解決小孩入學，解決農產品銷路，組織農副產品加工，這是以農民和農業生產為主體的鄉建。”說到“碧山計劃”，他認為這只是“對文物建筑和一種生活方式的戀物”。“如果碧山計劃真有意鄉建，教農民開淘寶店，以碧山計劃的知名度賣點火腿，竹筍，茶葉，土雞蛋也算是好的，說不定路燈的錢早賺到了。”這位讀者在最后談到。

誰的鄉村，誰的共同體？——品味，區隔與碧山計劃

周韻（微博ID：一音頃夏 豆瓣ID：翕如）

周韻

歐寧

1. 質疑碧山計劃，乃是因為創始人說要建立“碧山共同體”，談“村民自主自治”，但介紹理念PPT是全英文的，滿是civil society、social engineering、party politics等等大詞，不斷提的是諸如瓦爾登湖、Skinner、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的西文典故；特別強調記設想的本子是Moleskine。一切細節與Status Symbol都不斷生成著文化的區隔，將真正的村民排除在外。甚至，被排除在外的不僅是村民，還有城市中不具有經濟文化資本的普通市民。那么，當我們說＂共同體＂，這是誰的“共同體”？

“碧山計劃”的審美是極精英主義的；試圖取悅的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趣味、是從喧囂都市短暫離開后能看到＂盛開的油菜花＂。碧山村沒有路燈，村民十分想要——但是從外面來碧山的游客卻認為，沒有路燈，可以看星星。村民想要開小店、修馬路、搞文化旅游賣門票創收，這一切，精英知識分子是不認可，甚至可以說是不屑的（當然和南京先鋒書店一樣，碧山書局里一個皮質封面的筆記本售價108元）。精英知識分子來到田園尋找自己的世外桃源，在這里，個體的人生路徑不加以評判，然而當形成＂計劃＂后，這過程中對田園鄉村的想象，就成為了一種Othering，甚至能類比西方對“東方”的凝視。最后，“鄉建”實驗背后都有倫理議題——農村，是誰的農村？誰該決定村莊的發展走向？然而對鄉建倫理的思考警惕，在一切討論中都徹底缺位。

2. 和村委會座談，說起碧山計劃，村委會使用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話語：不斷強調的是“發展碧山村文化產業”，是請城里的“老師”來“打造我們包裝我們”，建立農耕文化博物館，“打造文化村、休閑度假村的建設”。而在村中和村民聊天，普通村民的說法是另外一套：“就是一群城里人來我們這買房子建房子，和我們沒有關系”。精英知識分子標榜的是“遠離資本”建立“落地的烏托邦”，鄉村治理者強調的是“發展文化產業”“青山綠水，吸引游客”，普通村民則似乎是游離于這一切之外的---這本身就是一個關于權力、社會結構與各種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的故事。

3. 在碧山村，參觀了農家書屋，也看到村里大會堂晚上婦女跳廣場舞---不用花錢，人人能參與，這或許才是真正的豐富村民文化生活。然而，碧山村仍然沒有路燈，夜里出門，固然可以看到螢火蟲，十分美麗，然而飯后一群人去買水果，雨后，沒有路燈寸步難行。村民好心，打著手電送了一程。不到九點，四下俱寂。

碧山村農家書屋與碧山計劃產物——碧山書局

4. 在此澄清一點，我從不質疑創始人本人的人生選擇，更不誅心：認為他人品格和用心惡毒。我也不質疑創始人本人和那個小群體標榜的所謂“初心”，所有質疑，針對的只是精英階級充滿優越感的自我滿足與自我崇高化話語，以及這套話語中對精英文化、邊界（symbolic boundary）與不平等的消費與再生成。創始人所標榜的“精神”“悲憫”“善良的心”，這本身并沒有問題，甚至知識分子認為自己的精神才是值得堅守的靈魂與精神，這雖然值得商榷，但作為一個個體的價值觀，也可以。然而必須警惕的恰恰就是，這一套話語本身，就是精英主義與階級性的，是將自己與作為他者的村民對立起來，隔絕開來。而這種警惕，就是我作為一個社會學者的視角。

5. 說起和正式話語里不是碧山計劃一部分，但關系密切的某酒吧，村口大爺如此說：“他們和我們沒有關系，關起門來搞……”
酒吧的經營模式，純粹是經營者的個人選擇，在此不做評價。但從這其中，或可窺見，這從始至終，并不是一個關于“共同體”的故事，而是一個關于“區隔”的故事。

6. 再放一則報道，似乎是媒體采訪創始人本人的：

一些聲音認為我提“路燈”vs“看星星”是斷章取義（甚至用心惡毒），可以看一下這篇報道里的話語：

“最明顯的例子是路燈。所有村民最強烈的愿望就是裝路燈，不但可以照明，而且還是個面子工程——燈火通明意味著經濟發達。可是從外地特意趕來的詩人，如果看到路燈就會非常失望：這樣就看不到星星了。”

前文提到，在碧山的夜里，沒有路燈寸步難行。其實不僅困難，而且相當危險——我和同行者在返程途中，就差點把住處前一片滿是浮萍的水塘，當成了可以抄近路的水泥平地。然而，在這里，村民對路燈的渴望，被說成是對“面子工程”的追求——面子工程，在我國當下有什么樣的語義和隱意？那么，是誰在誅心呢？

在這篇報道里，同樣也有對“高檔化”（Gentrification）的反對。且不說“高檔化”（Gentrification）本身，就是對不同利益群體利弊極其復雜的，就說這里，碧山計劃中反對高檔化的立足點，并不是村民本身的意愿和生計（農民自己想要高檔化，因為形成旅游產業后可以搞創收），但知識分子城市精英認為“高檔化”后“村里就看不到農民了”，農村就沒有農村＂該有的＂樣子了------那請問在這場鄉建運動里，農民是鄉村的主體，還是為了滿足精英對田園想象的、知識分子下鄉后的“審美物”？

與此相似，在整篇報道里，碧山計劃呈現一種強烈的對“農村該是什么樣”的想象，甚至還有一種針對村民的“我們才知道什么是（為你們）好”的俯視心態。而這種想象和俯視心態，恰恰是充滿已成為城市精英的局外人視角的——這種心態背后不自知的精英主義優越感，也是這篇文章批評的焦點。然而，農村真的有“該有”的樣子么？農民真的有“該有”的樣子么？就算有，一個村莊的樣子，該由誰決定？農民是什么樣，做什么事，如何生活才是“對”的，該由誰做主？

碧山計劃的創始人，對西遞宏村充滿反感，認為村民“在村口搶生意、賣假古董”——城市精英知識分子一面反感不屑“村民在村口搶生意”，然而碧山書局同樣也賣價格昂貴的紀念品，此外還有城市精英知識分子來到碧山經營價格昂貴的鄉村客棧。都是生意，都是經營，都是生活，卻生生為它們賦予了價值秩序、情懷和品味的區別和差序，這其中的邏輯，如何自洽？

西遞、宏村的發展固然不完美，然而卻不得不承認，和空有其名的“碧山共同體”相比，在西遞、宏村的發展中，村民至少是參與度更高、也有所獲益的，而西遞、宏村，對于城鎮收入與教育程度在精英知識分子以下的“普通人”，也是更加可以接近（accessible）的。而當批判西遞、宏村是在“表演”生活的時候，“碧山豐年慶”，就真的不是另一種形式的表演嗎？

最后，引用師兄的一段話，作為總結：“無論是梁漱溟還是晏陽初的鄉村建設運動，都試圖盡可能地融入到村民日常生活中去——以村民為中心，而不是以知識分子或者基層政權為中心。來自知識分子的新奇指導和鮮麗包裝也許可以帶來很多有趣的獵奇經驗，但這并不是真正的鄉村建設運動，很難達成“重新賦予農村活力，再造農業故鄉的構思” 的愿望。”

這篇文章，不針對個人行為。說的直白些，針對的是某種不自知的俯視與不自覺的、更毫無反思與自省的精英主義優越感。中國農村發展，到了如今，的確不該再存在＂農村該是什么樣＂的想象，甚至這想象本身，就是局外人的視角。我不反對開一夜千余元的鄉村客棧賣108元的筆記本本身，也同樣不反對村民自己開店創收想要路燈和修馬路。我反對的，或者認為應當警惕的是，將這兩種行為，賦予價值秩序與情懷上的差序。我不反對各地農村因地制宜發展經濟，但我反對的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復制一套階級性的不平等話語。碧山計劃，從資本商人到鄉村管理者，無論是說情懷精神烏托邦，還是文化產業旅游村，每人都有一套話語，在我們聽到的討論中，唯獨缺失的聲音，是居住于此的村民的聲音。

從碧山書局回來路上，被一位老大爺拉進院子里聊天，我問他：“碧山計劃和你們有關系嗎？”

“沒關系。我不曉得。”

又說起老大爺家四百多年的老房子，我問他：“這房子有人想買，你會要賣嗎？”

老大爺回答：“有，我不賣，這是我家祖上傳下來的，我為什么要賣。”

這樣的村民，也是這個村莊的居住者，卻在很多時候，是被資本、權力、文化擠壓到了失語的，沉默的居住者。

關于精英主義，多說兩句：

和安徽農村出生的朋友聊天，說起油菜花，他提到一個觀點，非常有啟發性。他說，在觀賞者眼中看到的是燦爛的油菜花，但是在農民眼中，看到的是從選種-播種-收獲-賣錢（如果年時不好，就賣不到錢）的一套程序——一個是審美邏輯，一個是生存邏輯。這里并不是要說，審美邏輯是錯的——這篇文章想說的恰恰是，同一件事物，因為觀看者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的區別，所看到的、關注的側重點，就是迥異的。就好像村民想要路燈，但是外來的游人知識分子會認為，沒有路燈，可以看到星星。這篇文章的核心，便是要說，所謂精英階層的知識分子，必須同時對自己的結構位置具有自省。

我其實不太喜歡在評論文章中注入過多私人情感和情緒——那樣很容易演變成：“我和你說道理，你和我講情緒；你和我說邏輯，我和你談感情”之類的溝通模式。但是行文至此，說幾句私人的話：

回溯自己的成長經歷，我從小接受的始終是極其精英主義的教育。精英主義教育非常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它不斷告訴你，“你和別人是不同的”——本科新生入學典禮有一個程序，是大家一起在校歌聲中佩戴上P大（觀察者網注：北京大學，后同）校徽。這個程序非常具有儀式感，因為佩戴上校徽后，老師會深情地說，“從此之后，你就成為了‘P大人’”；哈佛博士新生入學典禮，校長致辭的第一句話就是祝賀，祝賀你終于made it，是the best of the best。精英教育，也講情懷、將理想、講服務，但是，它講情懷、理想、服務時，始終是以“你們與他們不一樣”為前提的（比如說“為民眾如何如何”，這種話的隱意，其實就是把自己和“民眾”分離開的）。那么，這其中，倘若稍不謹慎，一旦走偏，情懷、理想、服務，就成了具有俯視意味和優越感，甚至是“拯救心態”的情懷、理想、服務——于是生成與復制的，仍然是原有的不平等與分隔。

我對精英主義的批判，自然是我自己的價值觀。當然，精英（雖然誰是“精英”本質是非常模糊的）、精英教育、精英主義，并非什么“原罪”——然而，如果在談“共同體”談包容（inclusiveness）的同時，用一套精英主義的話語生成著新的不平等、區隔和排除（exclusion）；如果在談村民自主自治的同時，帶有的是一種“我們才知道什么是農村該有的樣子”的想象與俯視心態——那這其中的自我矛盾與不自洽，就成了觀者批評和質疑的空間。

順著上面的話說開去，看到一些批評，提到為什么我總要說我的“社會學視角”：同一件事情，因為學科背景、成長經歷、思維模式等等，自然看的是不同結果。說我的“社會學視角”，恰恰是為了在一切討論之前，為自己的理論設定范圍（所謂scope）。當然，社會學者內部也不是同質的整體、不同社會學者的“社會學視角”同樣千差萬別——這和P大與H大的學生構成一樣：倘若有同行，看不慣我的理論、行文，這和任何異見的存在一樣，都很正常，我也十分樂意交流。

最后，這篇隨筆不是論文——它是基于有限觀察、具有一定學術意味的隨筆。這篇文章，從數據的深度與廣度、到行文的理論和分析、到評論里一位朋友提出的我“愛用大詞”，自然，也有這文章自己的局限。但是，有時想想，學術訓練目前而言帶給我的最大收獲是什么——或許，就是在一篇篇論文被導師、同行、Reviewer從各個角度批評、修改、“虐成渣”后，面對這社會這世界的局限時，同樣能夠盡量坦然地面對自己的不完美與不全能。

最后的最后，我必須澄清一點：這篇文章的觀點，只代表我個人。和N大（觀察者網注：南京大學）暑期班無關。感謝N大暑期班提供的機會，與N大社會學院諸位老師的費心安排。 

歐寧回應周韻對碧山計劃的質疑

歐寧

我來把事情經過說說。

哈佛女博士“一音頃夏”在7月2日作為南京大學“中國研究”國際暑期班的一員來到碧山，領隊陸遠跟我說，這個班有40多人，“來自全世界三十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學人”，“七八個老外，其他是中國海外留學生和青年學者”，希望我和他們分享一下碧山計劃。陸遠原想在碧山書局二樓咖啡安排這個分享，我覺得那里地方容不下，于是聯絡豬欄酒吧的寒玉，她同意提供豬欄三吧的場地和投影儀并提供簡單茶水。我問陸遠用什么語言講，他說用中文講，暑期班成員大都能說中文。我選用了上個月為紐約大學一個研討會準備的英文PPT，因我關于碧山計劃的中文PPT久未更新，而我也沒時間在一天內準備中文PPT。

我在前半部分分享了碧山計劃所借用的各種思想資源和我研究參考的世界不同地區的烏托邦實踐和農村社區建設經驗，這一部分很多是我的個人興趣，是我希望有可能放入碧山計劃這個實驗里的一些想法，后半部分的分享才是我們已經在碧山做過并做成的事情。我說到碧山計劃想做的事可用三個關鍵詞來概括：鄉村建設，文化生產和社會工程，前者是希望接續民國以來晏陽初和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實踐，第二是我們的能力范圍內比較擅長的，第三是探討藝術與社會互動的可能性。然后我說到實踐烏托邦，先分享了我對不同政治模型的理解（從政黨政治到公民社會到公共場域的危機失敗到依靠民智和民力的“非正常生活政治”的可能性），然后介紹了我注意到的一些歷史上的烏托邦實踐者，特別是我在新西蘭走訪的一些嬉皮公社和生態村。這些嬉皮公社和生態村都是避世式的另類社區，但他們對于永續農業、合作居住和公識決策的探索卻是對今日中國農村很有啟發意義的。我也介紹了法國字母主義者們出版的雜志《冬宴》的概念，北美部落里的禮物經濟與中國農村的交工互助傳統的一個共同點是沒有使用貨幣，這個跟后面我說想要在碧山發行時分券是有關系的。

隨后“一音頃夏”就在微博和豆瓣上發起了她“對碧山計劃的質疑”。如果是在尊重事實和深入調查基礎上的批評，我真的非常愿意和她探討。但她卻刻意把我的原話歪曲成相反的意思，用有色眼鏡抓取一些表面的現象，好嵌入她的社會學理論，以達到她一鳴驚人（或像她的化名那樣，“一音頃夏”）的個人目的。誰不痛恨那些為了自己能看星星而不愿村民修路燈的人？！誰不討厭顯擺奢侈筆記本的人？！在農村用什么英文PPT啊，耍精英范裝逼找死啊？！豬欄酒吧死貴，碧山書局賣咖啡，這不是大學課堂上社會學老師講的“區隔”理論活生生的例子嗎？！這些最能挑動仇恨G點的“證據”再裹上Othering, Symbolic Boundary之類理論詞兒，像臭大糞一樣潑灑到我們頭上。可能擔心“被批評對象”看不懂什么是Othering，她最近又轉發了一張圖以明示。

關于“路燈vs看星星”，暑期班成員李思磐已經證實我原話的意思：

“作為在場參訪者的一員，我確定歐寧說到'看星星'時，恰恰是強調了村民需求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他說的是：文人可能覺得沒有路燈正好可以看星星，但村民們沒有路燈十分不便，并且很沒有面子。歐很抱歉自己只有能力在有文化節慶時解決了短期照明，而沒有資金解決路燈問題。不知道為何會出現這么嚴重誤會。” (7月4日 00:44)

現在那天的錄音也已經找到并發布網上了。人人可以去聽證。在兩個多小時的交流中，我只說到Moleskine這個詞一次，我是否在用顯擺的語調提到這個牌子大家也可以去聽。這個筆記本起因是2010年Moleskine邀請我參加他們在上海的一個展覽，他們給我一本Moleskine，我可以在上面隨便寫畫然后和其他人的筆記本一起展出，當時我正在思考如何開展碧山計劃，于是便把那時的一些讀書研究筆記和天馬行空的想法寫畫在上面。和人分享碧山計劃時，我都會說這個筆記本，目的是為了對比當初的想法，而不是顯擺這筆記本有多貴。

至于在碧山用英文PPT竟成了我的一大罪狀，怕是我觸動了哈佛女博士的特權了。難道在農村就不可以用英文PPT嗎？你要碧山村是原始社會才符合你的想象？或要我請教你Othering是什么意思你才感滿足？豬欄酒吧貴讓你很不爽，那你知道他們花了多少時間多少精力多少財力來修這些老房子？他們為本地解決了多少個工作崗位，他們繳了多少稅你知道？碧山書局賣文創產品有罪嗎？一百多萬碼洋的書放在這里只是為了顯示品味？是為了制造區隔？你引用的那位姓方的村民說，這比開賭場和麻將館好多了。你空降碧山只一天，你看不到村民來書局看書，小孩來上網，也看不到村民到我家串門，一是因為你時間太短，二是因為你心中“區隔”太大。都什么時候了，還用階級斗爭那套來動員仇恨。

不要以為只有自己才看得見農村的主體，只有受過社會學訓練的人才會警惕區隔，而我們是只知顯擺“中產階級品味”和沽名釣譽的傻冒。你的很多觀點我已經說過很多次并說得厭煩了，所以才想起要做事。去做事并不意味著可以等著收獲贊美，在農村住著做碧山計劃并不能讓我天然具有道德優越感，我努力做好，也許想頭太大，也許個人能力或現實條件有限，但我試著盡力。失敗也不是什么可恥的事。知識分子不是什么偉大力量，人民群眾也沒你想象那么苦大仇深，人各有缺陷，能住在同一個地方已屬不易。這個說法我也說得太多了，在這里迫不得已再啰嗦一遍。總而言之，如果你想要解決自己深陷精英教育的人生困境，除了深情自省之外，拜托你不要刻意曲解別人用作靶子，以滿足自己的私心。 

精英能否建設新農村？——碧山的爭議

廖偉棠

出身于廣東農村的著名文化人歐寧，今年經歷了一些風波：先是他創辦的新銳文學雜志《天南》停刊然后又易帥復刊，近日又有哈佛社會學博士強烈質疑他投放了全部精力的新農村運動“碧山計劃”，且應和者不少。

《天南》是近年大陸最好最有國際視野的文學雜志，停刊可惜，但我很理解歐寧的放棄，不只是因為文學曲高和寡的銷量問題，更是因為歐寧越來越傾向于實際行動，作為一個積極無政府主義者對改造世界的熱情，急需付諸行動而不是文藝的紙上談兵，所以“碧山計劃”應運而生。

“碧山計劃”，根據執行者自述：“是一個關于知識分子回歸鄉村，接續晏陽初的鄉村建設事業和克魯泡特金(Peter Klopotkin)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重新激活農村地區的公共生活的構思，它主要是針對目前亞洲地區迫人的城市化現實和全球農業資本主義引發的危機，試圖摸索出一條農村復興之路。”

而在旁觀者看來，簡單地說，這是以歐寧為首的一批文化人在安徽黟縣碧山村進行的一場新文化實驗，是一個主動丶前衛的知識份子上山下鄉運動，他們的目標是建立基于無政府主義者互助精神的“碧山共同體”，在開發碧山村的農村活力的同時保留農耕文化傳統，具體操作包括興建碧山書局丶“豬欄”酒吧，舉辦文化節“豐年祭”丶本土手工藝“百工展”等。

老實說，這的確非常困難——正因此那位化名“一音頃夏”的博士的質疑來得非常輕易。中國的農村保守文化根深柢固丶村干部對開發資源的想象急功近利丶地方部門對知識份子的警惕等，這些都是必然影響理想主義藍圖的阻力，我可以想象歐寧的團隊遇到不少丶也不得不妥協不少。但正因此，他們的努力才顯得可貴。

哈佛博士明顯是更典型的西方左翼“政治正確”者的樣本，她抓住歐寧團隊存在的精英主義和藝術家氣質，大力質疑后者的理想主義與農村實際存在的“區隔”，在到碧山參觀一天后，便在微博上連續發文發圖“揭露”她所認為的階級分野和話語權不公。然而透過她劍拔弩張的文字，我想起了毛時代對知識份子的批判，不外乎“脫離群眾”丶“小資中產趣味”等等老帽子，再加上“后殖民”丶“審美他者化”等新帽子，但對于怎樣更好地建設碧山丶處理好知識份子與本地農人關系等她毫無建言。

更不可思議的是她本身帶有的精英想象：比如她覺得碧山書局出售的現代藝術書籍丶高端學術書籍是和農民格格不入的，這不正正顯示了她早已先入地劃分了階級分野？她把身上西方左翼的知識份子原罪感和平等焦慮輕易地在碧山計劃上面找到了投影。

作為實驗者，碧山計劃團隊當然存在種種力未能及之處，歐寧作為詩人和藝術家也的確存在烏托邦情結和某些精英的或者“小資”的姿態，更大的危險還存在于比如對美術館體系的依賴丶對既有前衛社區概念的依賴等。但若是從碧山本身的發展出發，只要沒有傷害農民的利益和文化，這一切實驗都應該鼓勵的，批評者也應該基于幫助的態度去指正和討論改進的辦法。啟蒙必然存在主動與被動的雙方，如果一律簡單定義為階級分野的居高臨下，則所有啟蒙均不可為，包括梁漱溟和晏陽初都能成為批判對象，更何況歐寧乎？ 

回應歐寧

周韻

既然是回應與對話，那么對于歐先生，我就用第二人稱寫。

整場討論，我始終明確了一點，這次批評，對事，不對人。但看到您的回應，認為我一條和朋友互動的無關微博是為了給碧山“潑糞”，認為我批評英文PPT“怕是觸動了哈佛女博士的特權了”，乃至您認為我“心里區隔過大”——類似的誅心之論，不僅莫須有，并且仍然是對人，不對事的。

“星星” vs. “路燈”，是在說審美區隔。并且，從微博到豆瓣，從始至終，我一直說得很清楚，要看星星的是“外來知識分子”，并沒有特指你們。不過，我也給出了媒體對您的采訪，認為村民想要路燈，是“面子工程”，這話，卻的確是您說出來的——“面子工程”，在我國當下語境里，有什么樣的隱含語義？將村民對路燈的整場渴求，說成是對面子工程的追求，是否是想當然的？

Moleskine說的是身份標識（status symbol），status symbol和通俗語義里的“炫富，完全是兩個概念。對身份標識的擁有與展示，本身就是一種劃分邊界的方式。當然，這或許是一種學術話語與理解，造成誤解，十分正常。

碧山書局和南京的先鋒書店十分相似——碧山書局里，有一整面書柜的錢穆先生全集、有108元的牛皮筆記本、雨棚上寫的是法文的“先鋒書店”(librairie avant-garde）等等，說它的審美趣味是精英的，不知您異見在哪？實話說，我在碧山兩天，沒有看到一個村里人來祠堂改建的書局---但我在豆瓣和友鄰交流時，也說得很清楚，兩天的觀察，樣本量太小，所以我也從來沒拿那說事兒。

說您用英文PPT（并且PPT里全是大詞，那些詞，翻譯成中文也是“大詞”）、說您提到各種西文典故，是在說整套話語知識、品味和趣味的區隔——針對的仍然是碧山計劃的話語，而非您個人。您個人有什么樣的思想和心路歷程，外人無權評判。不過，既然是討論碧山計劃，那我就多說一句建議：您在演講和回應文章中，不斷提新西蘭、美國、日本等地的經驗，這固然是您的觀察和體驗，但是，聽者讀者一個非常自然的問題是，這些經驗能否被用于中國的鄉村建設？您在演講中說了一句話，大意是，"為了理解中國的鄉村與鄉村建設，我去了美國伊薩卡……”，這是否是理解中國鄉村的好辦法？就好像有人說我，愛用西方理論套用中國——這是我學術訓練帶來的局限，對方說的很對，我也虛心接受，那么，同樣的，既然是建設中國鄉村，這些海外經驗，多大程度上適用，應該被怎么拿來用，如何避免“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就是你們作為實踐者，不得不深入思考的問題。

說星星vs.路燈、說Moleskine、說碧山書局的審美趣味、說英文PPT與西文典故，這些，都是在說碧山計劃的話語里（而不是您個人）存在的“區隔”。我的文章，本就是一篇講文化再生產的文章，雖然不是一篇論文，但的確是立足于學術話語的。豆瓣上有評論說我愛用大詞，我認為說得十分有理，虛心接受——我的文章，的確是在借用布迪厄談區隔與文化。如果您要是非認為，談點布迪厄的區隔就是搞階級斗爭、就是煽動仇恨戳人G點——不說這其中誅心得可怕，這也逼得我只能非常無禮地回應一句：多讀點書好嘛……

下面再來說一些我認為您并未回應的問題：

你們看不慣西遞宏村的發展模式、反對碧山村民自己想要的“高檔化”（Gentrification），認為如果這樣搞，就沒有農村該有的樣子——那請問，農村該有什么樣子？憑什么是你們決定農村該有什么樣子？你們看不慣西遞宏村村民“在村口拉生意”，可是豬欄酒吧也是搞盈利性經營——都是生意，都是生活，為什么要被賦予情懷與價值秩序上的差異，這其中，你們的邏輯如何自洽？

甚至，說開去，您說我是空降碧山——其實追根溯源，你們和我一樣，不也是空降碧山嗎？ 你們真的和民國幾位先生一樣，嘗試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嗎（不是有人來做個客就叫“融入”），真的搞的是以村民、而非知識分子為中心的鄉建嗎？ 既然是要搞鄉村“共同體”，那么如何平衡計劃話語中的精英主義傾向與文化區隔？共同體，究竟是誰的“共同體”？

說開去，和村委會座談，村委會對于碧山發展的定位是很清楚的，是一個“休閑文化旅游度假村”——村委會對于您、對于左靖先生的態度也很明確，是“城里來的老師，幫助打造我們的文化產業”。村委會也坦言，村民有的意見很大，也有不少來反映過問題。您的碧山計劃，和村委會的發展目標不同，和村民的訴求也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我反復聽到了您說要“遠離資本遠離基層政府遠離NGO”強調自己的“理想主義”和情懷，然而我卻并不知道，靠著這種“遠離”與情懷，在中國當下的模式下、在碧山的具體情境中，共同體如何能平衡好鄉村基層政府與村民的關系，成為真正包容（inclusive）的“鄉村共同體”，而不是外來知識分子小團體？

您說有和村民的溝通座談，這我不否認——然而那天的座談中，也有人提問了，參加座談的“村民代表”，就是不多的一些老年男性。在后續的Q&A中也說到，“老年男性”常被看成是村民中的“智者”。那么不說別的、不說“智者”和“非智者”的劃分，就說在這里，女性村民，也是在你們的溝通座談中缺位和失語的——那么，還是回到我的那個問題，當我們從性別的角度看，這個鄉村共同體，又是誰的共同體？

對于您對我個人的質疑和攻擊，回應如下：

您看不慣我“深情”回憶與反思自己的精英教育經歷，這沒問題，就和我看不慣碧山計劃話語里的精英主義一樣。可您一面單向地，甚至是惡意地曲解我的用心，一面大呼“我惡毒揣測您”作委屈狀，那么，我還是那句話，您如何自洽？還是，這仍然是和看不慣村民拉生意但又贊美知識精英下鄉經營一樣，搞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招數？

你說我一條轉發朋友的微博，轉發是為了給你們“潑糞”——對此，我真的不知該說什么，或許只能大笑三聲——我這邊已經準備從網絡辯論中翻篇兒了，和自己生活中的好友微博正常互動，壓根就沒提到你們，你們也要上趕子來自己對號入座——且不說這行為本身就是您自己批判跳腳的“刻意曲解別人用作靶子以滿足自己的私心”。，就說你們，真的，能不能，別這么玻璃心且擅長腦補啊。要知道，這個世界、別人的生活，真的不是時時刻刻都圍著你們轉的好嘛……您（至少對我）還真的沒有那么重要。

事實上，我文章里批評的知識精英的自我滿足、自我膨脹、自我拔高的優越感，很多就來自一種覺得別人啥事兒都是針對揣測你、欺負你、誤解你的“莫名自矜”（self-important)。

現在，再來說兩點澄清：

一、您說我得出的結論是和一位方姓村民交流——我不知您從哪里得到了這個信息。我從未在任何文章里公開被訪談者的可識別信息。和我交流的村民不姓方（或者說，我不能承認也不能否認他真名兒到底姓不姓方）——所以，對您還是那句話，既然說到別人“曲解自己”時情緒激動，那自己也就少腦補一些。出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倫理，這種對個人訪談對象的私人可識別信息，想想也知道，我怎么可能隨便公開。

二、我的文章，只代表我自己的觀點，和南大暑期班無關。對于南大暑期班，寫文章前，并未料到文章會發酵至此（畢竟我的微博與豆瓣，都是和朋友交流的地方，關注量有限），但這的確也是我顧慮不周。如果對暑期班造成了任何影響，我都表示十分抱歉。對于陸遠老師，十分感謝這兩周您的費心安排，也感謝去碧山一路幫助照顧。

最后想說，我從來不想以對抗的心態來討論問題：中國環境的復雜性，一個問題的復雜性，加上不同人不同的視角，得到的觀感，看到的東西，自然是不一樣的。一個東西，一個計劃，甲認為好，乙認為不好，這很正常；您認為碧山計劃十分有利，我認為其中有值得商榷之處——我把我認為不好、值得商榷的方面和原因講出來，這也很自然。

不能因為提出批評，就認為別人是居心不良——這是良性溝通的重點。

也有支持您的評論，認為您“做”，就是比“說”具有天然的正當性——這里我不想趁機標榜自己其實也“做”過什么，我倒是想說，不是所有“做”，都是天然正當絕對正確的。倘若歸個謬，難道做得全錯，也是正當的“做”嗎？“說”和“做”并不天然矛盾，提出批評意見的旁觀者，也不是抱著看實踐者笑話、說風涼話的心態去的。就好像批評質疑碧山計劃，又并非是希望您計劃破產、又并非是希望碧山村“倒掉”，對于豬欄酒吧——我也沒有斷人財路的愛好。您那天也提到了“自我審查”，既然都覺得“自我審查”是問題，那么當別人實踐自己的“言論自由”時，不是應該抱著更加理解的態度嗎？

還是我前面那句話，既然自己覺得被曲解的委屈，那就也不要去腦補他人的出發點、心態和用意。

在網上寫文章，的確發現，我經常被人拿“哈佛女博士”說事兒——我自己寫文章批評精英主義時，的確也會說自己在北大和哈佛的教育經歷，這倒不是像一些人揣測的那樣“為了變相秀優越感”或者“壓人”——我想說的恰恰是：我自己曾經就是一個非常精英主義的人（甚至如今仍有痕跡），也一直身在精英教育的體系里。不僅北大哈佛，我的小學與中學，都是入學要各種選拔、在某種意義上十分講精英教育的地方——我不避諱自己的成長經歷、不避諱曾也是個精英主義者，所以當我批評精英主義、談文化與區隔時，我其實也是在回溯與反省自己與自己身處的環境世界，也正恰恰是因為這樣，反而不是把“我”和“你”對立居高臨下的。

我對精英主義的批判，自然是我自己的價值觀。當然，精英（雖然誰是“精英”本質是非常模糊的）、精英教育、精英主義，并非什么“原罪”——然而，如果在談“共同體”談包容（inclusiveness）的同時，用一套精英主義的話語生成著新的不平等、區隔和排除（exclusion）；如果在談村民自主自治的同時，帶有的是一種“我們才知道什么是農村該有的樣子”的想象與俯視心態——那這其中的自我矛盾與不自洽，就成了觀者批評和質疑的空間。

就說這些，最后祝您在碧山生活開心。

周韻

反思的出發點

mujun_soc（豆瓣ID：Lebenswelt）

前兩天看翕如就碧山計劃發表了一篇見解。碧山計劃我知道得也不多。究竟是成是敗，大家可以討論、批判。今天下午翻到翕如又修改了自己的文章，還加了一些內容。倒數第二段是新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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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自己的成長經歷，我從小接受的始終是極其精英主義的教育。精英主義教育非常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它不斷告訴你，"你和別人是不同的”——本科新生入學典禮有一個程序，是大家一起在校歌聲中佩戴上P大校徽。這個程序非常具有儀式感，因為佩戴上校徽后，老師會深情地說，“從此之后，你就成為了‘P大人’”；哈佛博士新生入學典禮，校長致辭的第一句話就是祝賀，祝賀你終于made it，是the best of the best。精英教育，也講情懷、將理想、講服務，但是，它講情懷、理想、服務時，始終是以“你們與他們不一樣”為前提的（比如說“為民眾如何如何”，這種話的隱意，其實就是把自己和“民眾”分離開的）。那么，這其中，倘若稍不謹慎，一旦走偏，情懷、理想、服務，就成了具有俯視意味和優越感，甚至是“拯救心態”的情懷、理想、服務——于是生成與復制的，仍然是原有的不平等與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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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特別不舒服。忍不住想多說幾句。

看起來都是不錯的，要有反思精神，不能俯視，有優越感，拯救心態。但我很懷疑這個反思的出發點是什么。

我很難想象一個社會學家在做調查、收集數據的時候，因為自己的求學經歷而產生什么需要反思的優越感。從我個人來說，倒是經常感到自己很卑微。沒錯，我有時候確實會出于“炫耀”的目的告訴別人我在田調過程中能接觸到很多人，套出很多話。但實際的情況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尷尬如影隨形。你是女的，年紀小，從來沒有出過校園。留美博士，飯桌上的奉承，最一般的社交禮儀，沒有比這再淺的東西了。很多人心里會把你當小女孩，過于深的東西不能跟你講。因為他們覺得很多社會上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懂。

也確實懂得不多。我不知道怎樣組織工人進行集體談判，不知道怎樣游說兩會代表，不知道怎樣幫基金會評估草根組織的項目績效。我現在做完田調了，在我學術圈的朋友里敢聊聊這些話題。但還是不敢到我的研究對象面前去“班門弄斧”。學歷在這里不是很有意義。除非你覺得蜻蜓點水一下就好了，除非你覺得社會學的分析就是看一眼事情再貼上幾個學術的標簽，話語的霸權，他者的凝視，除非你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進入別人的生活，同時也讓別人進入自己的生活，你不會成天惦記著自己胸前別過哪一校的校徽。

我寫過自己跟何曉波做工傷探訪的經歷。我說，何曉波在病房里跟剛剛死了兒子的大媽聊天。大媽的老公又查出來塵肺三期。她活靈活現地跟我們講自己怎么把垂死的兒子從醫院搶回來，好讓他逃過被火燒的厄運。何曉波就在邊上跟她一起樂。有些人看了這一段就寫信問我，你當時是不是特別痛苦，是不是因為看到了太多的社會陰暗面導致垂頭喪氣了。不是。當時我一個人杵在邊上，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安慰人我又不會，想跟老實的老頭說可以依法維權，又怕她老婆一沖動做出點什么來遭了更大的罪。每到這時候，我就覺得還是何曉波們對社會更有價值一些，而像我們這樣的社會學家簡直就是累贅。雖然何曉波們經常很客氣地跟我說，你怎么看現在的情勢啊，你要把你的書寫出來啊，肯定會對我們很有啟發的啊。

別誤會我。我不是在宣揚一種民粹主義的精神：北大和哈佛教的東西都沒有用，真理和智慧都在廣大底層人民群眾的實踐中。事實上，坐回寫字臺前，我也會批判。那個人口是心非，那個人說的話與另一些事實不相符，或者討論，為什么有些事情明明已經發生了，那些人卻沒有意識到。

但你得明白，那是另外一個世界。這兩個世界是無法相互通約的。我們理解別人的第一步是先要意識到，哦，原來我們還根本就不在他們的世界里。他們的想法，做的事，即使我們竭盡全力也只能了解一二。而不是先假定自己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受過精英主義教育的人有能力站在高位俯瞰，然后出于謹慎的心理往后退了一步，說，嗯，我不能太有優越感呢。

抱歉。可能我不該說這些不客氣的話。也不該講這么多自己的經歷。好像我自己已經是好學者了，有資格告訴別人要怎樣做研究。

只是，看到翕如反復強調自己是社會學家的視角，忍不住要覺得荒唐。算上本科，我入社會學這個門也有十年了。我們這個學科是要教人干啥？教人喊一些反思和批判的口號嗎？

翕如、Mujun、歐寧讓我想起的一則小故事

長亭

很久很久以前，有兩個知識分子比武。一個叫西門吹雪，一個叫葉孤城。

動手的地點約在碧山之巔。

他們是兩個社會學家。

寒風，殺氣凜冽，劍已出鞘。

出招前的一剎那，西門吹雪突然轉身，背向對手。面向勞苦大眾，他跪了下來，磕了三個頭，一行淚水滴落。不知怎地，盡管他空門大露，但葉孤城掌中的劍，竟再也刺不下去。

葉孤城不得不拋了劍，也轉身對著勞苦大眾磕三個頭。

他磕頭的聲音還要大些，咚咚作響。然而，他跪得，畢竟比西門吹雪稍晚了一些。

兩個劍手彼此念了謎一樣的四句話：

“我即是他們”，

“你不是他們”，

“我代表他們”，

“你永遠不能成為他們”。

葉孤城突然吐血而死。

圍觀的百姓都驚呆了——“你們倒是快動手，快說說俺們村的問題呀！”

西門吹雪慢慢道：“不必動手，心已經誅了”。

——“高手過招，只在出手前那一刻的姿態。”

話音未落，他已消失在殘陽外、西風里。

空留一城的百姓，“我們村到底咋回事兒？他倆個打了沒得哦？”

葉孤城呢？ 你又卿本佳人，奈何為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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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件事的態度上，我是挺翕如的。歐寧的回應寫得很漂亮，但我在她的文章下邊回應了這么一段話：

“不管質疑合理與否，拿“哈佛女博士”這五個字開篇可真夠沒勁的。明明可以在理地拿出事實說“你看錯了”，非要加上“你看錯了是因為你只想看這個”。正當防衛之外順帶誅心，把質疑者推入精英主義的境地，結尾又做祥和氣象。文筆好確實能掩蓋住氣量小。什么時候開始政治正確行在項目問題實質之前了？”

質疑可能有對有錯，但行文里刻意加上質疑者的“名校背景”，反過來質疑“質疑者的動機”，我很難接受。 攻擊別人的“動機”是辯論里非常低劣的一種做法。翕如第一次的批評出來之后，是對事不對人的，歐寧的回應直接對人。我覺得回應之后翕如處于弱勢。

2、人的性格有許多種，有的人自負一些，有的人謙和一些。毫無疑問謙和更讓人喜歡。但讓自負的人自負地講道理，謙和的人謙和地講道理，高傲的人高傲地講道理，自卑的人自卑地講道理。然后我們去看道理本身，看批評本身。這是我個人對這件事的態度。

3、我是在形成這樣的觀點后才看到Mujun的文章的，Mujun寫過很多很好的文章，我也很佩服。但這次我想說的是——

任何一個人都有缺陷，任何一件事、一個批評的眼光都有改進的空間；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不完美的事，但正確且重要的事并不太多。所謂“大是大非”，除了批評之外，更要看什么問題更值得批評。不是所有大大小小的問題都要揀出來的。

一個北大哈佛畢業的人，哪怕真的是如Mujun在文中所說：“假定自己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受過精英主義教育的人有能力站在高位俯瞰，然后出于謹慎的心理往后退了一步，說，嗯，我不能太有優越感呢”，我也沒覺得有多大問題。人無完人，性格各異，翕如又確實是受過精英教育的人，有謹慎自省的意識，已屬難得。在別人的論戰中，指著弱勢的一方，說“你的謙和并不完美”——這個批評正確嗎？很正確。正當嗎？未必正當。

4、這個段子只是耍小聰明。翕如、Mujun都寫過讓我非常欣賞的文章。只是希望討論多集中在碧山計劃本身，而不是轉向質疑者的動機、學歷、頭銜和教育背景上。僅此而已。村民的聲音，我已經聽不到了。

一位匿名讀者的評論

對鄉建感興趣的，可以百度一下永濟蒲韓社區綜合農協的實踐。他們從教農村婦女跳舞，組織村民進行麻將比賽開始把村民聯合動員起來，然后組織集體化生產，建立青年農場，集體購買化肥種子，解決小孩入學，解決農產品銷路，組織農副產品加工，這是以農民和農業生產為主體的鄉建。

反之，被女博士質疑的碧山計劃則是創始人受到詩人小光寒玉夫婦經營的豬欄酒吧旅館啟發，想復制放大推廣豬欄酒吧旅館的經驗（低價買入作為農民祖屋的文物建筑，按照自己作為文化人藝術家的品位進行修復和改造，然后用來自己居住以及作為經營），以對抗西遞和宏村的“低端旅游”（門票和喧嘩）。

碧山計劃一開始是以自身先享受有品位有文化的田園生活為前提的，以拯救文物建筑為目的，以藝術展和各種文藝活動拓展資源的文藝旅游活動，談不上是鄉建。碧山計劃的源頭來自對文物建筑和一種生活方式的“戀物”。農民和農業生產都僅僅是一種生活樣板和文物建筑的附屬品，而且一開始就是作為他者存在于創始人的視野之中的。

哈佛博士很敏銳，空降兩天就發現“區隔”的存在，但她沒有論述清楚的是，碧山計劃的出發點就是來自“區隔”，而不是在實踐中，創始人的精英氣質和中產階級身份導致了“區隔”。碧山共同體指的是外來的精英藝術家，知識分子和高端經營者，這個共同體是不包括村民的。

如果碧山計劃真有意鄉建，教農民開淘寶店，以碧山計劃的知名度賣點火腿，竹筍，茶葉，土雞蛋也算是好的，說不定路燈的錢早賺到了，而不是在回應女博士質疑時一再強調，來參觀書店和藝術展的人買了多少竹筍和土雞蛋，高級咖啡館，旅社雇傭了幾個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