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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蘇力發(fā)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奠定了從文藝作品討論法律與社會問題的“法律與文學”學術范式。從現代學術工業(yè)的評價標準來看，“秋菊的困惑”是過去二十年最有生命力的中國法學理論命題之一。從這個命題衍生的諸多學術論文就是明證，無論其態(tài)度是支持、推進，還是質疑、反對。一個遭遇批評的命題不代表命題本身有問題，可能恰恰是它有一些刺激讀者的新東西。用蘇力的話來講，是“批你也算是看得起你”。

不過，遺憾的是，過去二十年對《秋菊打官司》（簡稱《秋菊》）的方法論反思并不充分，以致許多爭論不過是學者們在不同的頻道上“自說自話”。學者們往往基于不同的法律觀念和立場討論、使用“秋菊形象”。而且，《秋菊》的文學理論研究的方法和立場也存在著多樣的歧異。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否支持“秋菊的困惑”，研究者需要追問一個“法律與文學”的方法論問題：我們在討論秋菊時是以什么態(tài)度和方式進行怎樣的討論？

秋菊的困惑：法盲與法治

“我就是要個說法，怎么把人給抓走了？”從《秋菊》的戲劇性結尾入手，蘇力建構了“秋菊的困惑”的基本命題：根據（西方）“普適權利”構建的當代中國正式法律制度無法容納和回應秋菊的“討說法”，反而損害鄉(xiāng)土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社會互惠關系，造成悲劇性結局。

“秋菊的困惑”挑戰(zhàn)了當代中國的主流法治理論。這種理論主張每個中國公民都應該敢于“為權利而斗爭”，強調政府官員必須依法行政，不得侵犯秋菊們的個人權利。于是，要實現這個大寫的“法治”，需要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員都具備“法治意識”——法治的前提是民眾“理解”乃至“信仰法律”。“秋菊的困惑”則提出了一套與主流法治不同的敘事模式：秋菊“討說法”的目的并不是通過法律實現個人權利（無論是民事賠償還是刑事懲罰），她要的是村長道歉，并繼續(xù)為西溝子村人服務。從鄉(xiāng)公安到市人民法院的法律程序并沒有給秋菊一個“說法”，但是村長救助難產的秋菊和秋菊的順利生產，已經讓西溝子村一度緊張的官民沖突得以“自然彌合”。然而在影片結尾，國家法律的介入帶走了村長，反而破壞了鄉(xiāng)土社會的互惠秩序。

在主流法治敘事看來，秋菊不過是個“法盲”。在蘇力看來，“秋菊的困惑”意味著中國法治需要擺脫基于普適主義的“法律移植”的誘惑，認真理解和對待“秋菊的困惑”。理解的第一步是聽懂秋菊充滿鄉(xiāng)土氣息的“說法”。由此出發(fā)，有論者深入分析了“說法”背后的“本土資源”：中國農民傳宗接代的生活信仰，鄉(xiāng)土社會中“氣”和“面子”的生活邏輯。也有論者強調現代法律體系必須理解中國民族的“生育本能”，因為這是維持秋菊一家與西溝子村的安定團結的根本原因。作為“生育制度”的家庭及其價值，也理應成為理解中國法律與社會關系的基本立足點。更有論者從“秋菊的困惑”轉向“村長的困惑”和“李公安的困惑”，討論電影反映的改革開放以來的官民關系變遷、基層治理困境及其根源等“中國政治與法律的根本性問題”。

當然，也有不少論者質疑蘇力的基本命題。“秋菊的困惑”在什么意義上構成真實世界“法律與社會”的沖突，抑或只是蘇力建構的一種巧妙的修辭？——現實法律實踐中很少出現這種二元對立的矛盾沖突。于是，秋菊不依不饒地要求村長道歉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種不合理的請求？現代法律制度，無論是民法的“賠禮道歉”，行政法的“依法行政”，還是刑法的“依法審判”，對“秋菊的說法”可能是不完美但是后果更好的替代解決方案。更進一步來說，如果說在改革開放早期“秋菊的困惑”尚屬尋常事件，那么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的今天，“秋菊的困惑”是不是早已被現實解決，或者成為理應進入“歷史的垃圾箱”的過時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