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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正熙大刀闊斧推進工業計劃時，最關注的幾個地方，一是首都圈，即首爾周邊，二是慶尚道地區。前者作為首都，無疑需要現代產業支撐。從人口因素來看，目前韓國總人口的一半居住在首爾及周邊地區；樸正熙時期的狀況也相差不遠，1/3在全羅道，1/3在慶尚道，還有1/3在京畿道、忠清道、江原道等地，擁有全韓1/3人口慶尚道肯定需要支柱產業。再者，樸正熙以及之后上臺的全斗煥，政治根基都在慶尚北道大邱一帶。所以，圍繞大邱，在大邱周邊形成了一個比較大的環形工業園區。

截圖自谷歌地圖

在大邱北邊的一個地方——龜尾，集中發展電子產業。這是從樸正熙、全斗煥一直到后來的繼任者延續下來的，因為畢竟已經形成一個產業鏈，再要進行大規模遷移就非常困難。在龜尾集聚了一批顯示屏、手機等生產企業，三星智能手機工廠就設在這里。三星為了收益率，針對附加價值低、價格相對便宜、非最新技術的產品采用代工制，比如中低端智能手機、半導體、三星動力電池工廠設在中國；但對于高端智能手機，為了保證穩定品質和品牌形象，仍由自己生產，而這些高端智能手機最大的生產基地就在龜尾。此外，像LG顯示屏生產廠也在龜尾。

從大邱往東，有一個城市是浦項，雖然浦項靠海，但因為離釜山比較近，所以沒有特殊必要發展物流，況且當地本身的交通條件一直不怎么好。

浦項的經濟產業主要是漁業，同時是韓國海軍陸戰隊的始發地，當地最有名的就是浦項制鐵廠（POSCO），地位相當于上海寶鋼，浦項制鐵廠是樸正熙一手推動的，工廠啟動資金就來自日本支付的戰后賠償金。樸正熙當時的考慮是，工業生產，鋼鐵是必需品，若過度依賴進口，本國產業鏈很可能會遭受變動。浦項制鐵廠建成后，浦項就成為韓國的一個鋼鐵城，后來韓國現代汽車創立的子公司——現代制鐵，也在浦項建立工廠。

再往東南角看，就是蔚山，這座城市是以現代汽車為核心的汽車城。

龜尾、浦項、蔚山都是相對比較老的工業城，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逐漸形成。現在，這些城市之間都通高鐵，只需20分鐘就能到達；過去沒有高鐵的時代，韓國第一條高速公路——京釜高速于上世紀60年代通車，從首爾到釜山。高速公路通了，物流自然也就通了，京釜高速正好將上述各工業園區連接起來，從首爾往南，先是龜尾，再到大邱，經過蔚山，最后到釜山；即便是高速公路，相互之間的車程也不到一小時。另外，差不多同時期，韓國第一輛國產汽車也正式下線，叫“始發汽車”（sibal），因為名字的韓文發音經常被笑話。

始發汽車

韓國經濟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在整個經濟架構中，95%的中小企業為5%的大企業打工，這些中小企業成為大企業的上下游，尤其是制造業，這一趨勢相當嚴重。汽車、電器、手機等等，都需要大量零部件、電子元件，這就牽涉到誰來制造的問題。

韓國歷史上也曾飽受技術封鎖之苦，現代汽車、三星芯片在剛起步時都吃過苦頭。有段時間，韓國尚未掌握發動機制造技術，車企主要依賴于和日本的合作，比如韓國新進汽車曾跟日本三菱搞技術合作，但是當時國際社會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中日建交。中日建交時，雙方達成一項協議，不允許跟“南朝鮮”、臺灣地區有技術合作的日本企業進入中國市場，隨后日本三菱汽車就中斷和新進汽車的合作，最終導致新興汽車破產。

后來，這也促使現代汽車下定決心，必須自己開發發動機，自主掌握整個零部件體系。一直到現在，韓國車企仍有一個顯著特點，比如要在某地建廠，就要同時帶著一批韓國零部件工廠一起搬過來，像韓國起亞汽車在江蘇鹽城建立工廠——東風悅達起亞，以至于鹽城出現了一條韓國街。目前，中國90%以上的汽車零部件企業，都是跟著韓系車企工廠進入中國，現在是這樣，以前就更是如此。相類似的，韓國電子工業的零部件廠都建在大企業工廠的附近，目的也是為了加強綁定。

當然，隨著中韓之間交通物流運輸的便捷化，上述情況也逐漸出現變化，一些韓企把工廠設在中國，從韓國本土供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現代汽車停產的一個原因就是，零部件設備工廠建在山東，中國因為疫情停工、無法供貨。這也是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韓國的零部件企業與韓國整車廠之間的密切關系。

除了韓國經濟結構的這個特點外，當地有一個先天條件：農村，多山，交通不暢，導致當地低價便宜，也有富余勞動力，畢竟上世紀70年代，韓國人口還不像現在這樣高度集中到首爾周邊。所以，很多為大企業工廠提供零部件的小工廠就開始落戶慶尚北道大邱周圍。不過，就整體格局來看，慶尚北道大量分布著的還是農業地區，比如大邱北面的清道郡，也是此次韓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僅次于大邱的，清道郡唯一的經濟產業就是蘋果。

圖自鋼材價格網（注：韓國“嶺南地區”，太白山脈以南地區，即慶尚南北道地區。）

正是這樣一種格局，大邱發展成了一個消費樞紐型城市，周邊工業城市里面的人日常消費就去當地最大的城市大邱，距離近，車程大約半小時，吃喝玩樂的多樣性也不比首爾差，甚至有很多工業城市的上班族就選擇住在大邱。

大邱的經濟結構重心，逐漸從輕工業轉向服務業。不過，與此同時導致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大邱的人均GDP在韓國幾大直轄市中的排名最差，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支柱性產業，而周圍工業城市GDP都直接為慶尚北道或者鄰省做貢獻。

大邱過去也發展過金融業，但金融業規模很小，畢竟韓國地方就這么大，尤其在互聯網興起之后，對地方金融機構的需求沒這么大了，比如首爾的大型金融機構直接在地方設立分支就行。這個風潮其實是1980年代全斗煥執政時期推行起來的，簡單來說就是每個省都要有一個地方銀行，當然全斗煥這個政策背后目的是為了獲得地方支持。

大邱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成立了大邱銀行，但大邱銀行的最大收入不是來自大邱，而是來自大邱周邊的幾個城市，當時有一個說法是，在大邱以及慶尚北道南部比如浦項、龜尾，大邱銀行的網點數量比當地居委會數量還多。

金泳三（左）和金大中 圖自韓聯社

自1980年代開始，經濟發展向慶尚道傾斜，引發了全羅道的不滿。因為當慶尚道搞產業開發的時候，全羅道還是農業地區，只有全羅南道靠海的一塊是稍微有些起勢的，像麗水、光洋主推化工業，附帶一些鋼鐵產業，但量不大，所以到現在為止這些地方的人跟全羅道其他地方的人關系并不親近。試想，全羅道內部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全羅道如何看待慶尚道了？

第二，是韓國政治人物的紛爭。1987年全斗煥下臺，當時韓國國內比較有影響力的是一批搞民主化運動的人士，所以也是產業化一代讓位給民主化一代。當時民主化人士中名望最大的是兩撥，一是金泳三，一是金大中。同時，右派勢力、產業化這一代，推舉出了盧泰愚，但從政策上來看，盧泰愚和全斗煥是拉開距離的，甚至可以說是反其道行之。

但是，金泳三和金大中之間存在誰先當總統之爭，挑動起了全羅道和慶尚道之間的矛盾——金大中是全羅道人，金泳三、盧泰愚是慶尚道人，其中金泳三是慶尚南道人，盧泰愚是慶尚北道人。

一方面盧泰愚和金泳三不斷挑動對對方的不滿，另一方面在盧泰愚執政時期，盧泰愚的政黨和金泳三的政黨合并，在韓國政治史上被稱為“三黨聯合”，這件事情說白了，就是以慶尚南道為地區根基的政黨、以慶尚北道為地區根基的政黨和以忠清道為地區根基的政黨，實現三黨合并，一起攻擊以全羅道地區為根基的政黨。這種政治格局和政治傾向，一直延續到今天的韓國政壇。

當然，慶尚北道對左派政黨的仇恨是大于慶尚南道的，尤其以大邱為首。大邱人心理上總覺得我們為產業化付出這么多，為什么我們還是這個樣子？這里面是有不滿情緒的。前總統樸槿惠，從大邱起家，很好地瞄準了大邱市民的這種心態，曾在大邱三次連任議員。

所以，從政治光譜上來看，最右的也是慶尚北道，以大邱為中心。相對而言，慶尚南道右派勢力的歷史不是很長，因為很多人的政治立場跟隨金泳三。不過，這幾年，隨著慶尚北道工業區的轉型，成立了很多研發中心，比如龜尾，不少年輕人到這里工作后，也讓右派氛圍有所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