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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復興的局限性

“精神失常的定義就是重復做同樣的事情，卻期待出現不一樣的結果。”這句話被認為出自著名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之口，盡管沒有確鑿的文字記錄能夠證明。但這句話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問題。

拜登政府毫不掩飾的愿景就是讓美國重回20世紀90年代那個美國霸權的黃金時代，但這恰恰是一個明顯的弱點。如果在整體上極為有利的國際環境下都無法實現這個目標，又如何能指望美國在如今（各國都不太愿意支持美國霸權）的環境下達成更好的結果呢？特別是，如今的美國霸權正變得越來越不友善，越來越自私。

在歐洲中心地帶發生的這場劇烈的政治軍事沖突，將對國際體系的整體格局留下深刻烙印。它勢必扭曲眾多國家對外政策的優先考量，改變它們對自身安全的固有認知，并迫使它們暫時擱置某些重要利益。

然而，任何區域性沖突都無法逆轉世界發展的客觀長期趨勢，包括全球力量平衡的變化。最終，這些客觀趨勢將壓倒歐洲區域性沖突帶來的短期影響，而許多美國目前難以維持的政治成就，遲早將面臨縮水。

毫不夸張地說，對美國來講，俄烏沖突已經成為一種政治麻醉劑，讓美國得以暫時擱置許多長期問題，并在短期內通過與盟友、伙伴甚至（某種程度來講）對手與競爭者的互動中得分。盡管如此，打個比方，如果一位病人患有腹膜炎等嚴重疾病，任何藥物的效果都無法替代手術干預。

濫用止痛藥或鎮靜劑的效果往往不會太好。盡管拜登政府從當前的俄烏沖突中獲得了戰術層面的紅利，但它的確扭曲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優先關注排序，迫使華盛頓將主要精力放在歐洲眼前的困境上，并無限期地推遲處理對華關系這一更為重要的戰略任務，尤其是在中國軍事與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

在拜登政府執政的三年半時間里，白宮甚至未能開始著手解決這一問題。而美國政界的許多人，尤其是共和黨人，普遍認為這是民主黨政府的一個明顯且不可饒恕的缺陷。

此外，俄烏沖突已經表明，再次恢復單極世界秩序（至少是20世紀90年代的陳舊模式）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能的。白宮甚至未能重新贏得非西方世界傳統伙伴和盟友的信任。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西、埃及等國以及其他地區領導國家都將此次危機視為契機，以提升其在國際體系中的自主性。這一趨勢絕不意味著那些國家都將支持俄羅斯對抗美國，但它們也絕對不打算直接聽命于美國。

換句話說，這場危機揭示了西方世界的自然邊界和美國政治影響力的地理局限。這并不是如許多美國分析人士所主張，是一個關于向全球南方國家講述美國敘事的問題。現實是，美國似乎沒有任何興趣邀請全球南方國家深入討論俄烏沖突或當今世界的其他危機，以找到適當、平衡與持久的解決方案。相反，拜登政府或明或暗地表示，全球南方國家就應該接受美國已得出定論的全部立場。

正如20世紀90年代的情形，美國對待全球南方國家的方式與對待西方盟友和伙伴的方式并無太大差異：這兩類國家似乎都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獨立主權決策者，而是一定程度上主權受限、高度服從的決策執行者。對于有抱負的全球南方國家來說，這并不是一個非常誘人的未來世界秩序愿景。這些國家希望在國際政治中扮演能夠發聲的主體，而不是沉默無言的客體。簡而言之，目前在歐洲或東北亞行之有效的方式，并不適用于南亞、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

當地時間6月14日，印度總理莫迪在意大利的七國集團（G7）峰會期間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 視覺中國

當然，美國國際領導地位主要的潛在威脅源自內部。絕大多數美國民眾都充分認識到這一現實。美國人目睹了國內交通和物流基礎設施的持續衰敗、職業培訓體系的糟糕質量、法律服務的高昂成本、嚴重的問題、政治不確定性頻發，以及諸多侵蝕美國在海外領導力的內部因素。幾十年來，實際工資水平停滯不前，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迅速加劇，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甚至連人均預期壽命也在降低。

因此，2024年美國大選期間主要圍繞移民、氣候、通貨膨脹、犯罪等問題開展的政治討論，更多反映了美國人的常識和務實態度，而不是美國社會日益增長的孤立主義情緒。正如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Tip O'Neill）所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這一觀點在美國依然適用。

美國的根本問題并非當前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具體病癥，而是社會內部深層次的分裂：共和黨內的右翼勢力日益壯大，民主黨左派亦然。美國的政治中心正失去往日的穩定，而右翼和左翼的激進主義勢力正在壯大。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拜登政府所推崇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和社會模式已耗盡了其原有的潛力，現在亟需注入新理念。即使反對“美國內戰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將隨之崩潰”這類悲觀的預言，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一個內部陷入嚴重分歧的國家不可能長期扮演一個自信的國際事務領導者。

20世紀90年代，許多美國人與其他國家的民眾均相信，美國就是現代性的終極代表，是一個設計和創造未來的全球“實驗室”。到了21世紀20年代，這樣的信念已經不復存在。世界出現了多個不同的現代性模式，將有眾多競爭激烈的“實驗室”共同參與塑造人類未來的進程。

同儕之首

上述情況并不意味著現在就要得出結論：美國作為一個曾經強盛的超級大國，正在迅速衰落，早已失去了舊日的力量與吸引力。美國依然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科技水平最先進的經濟體，具有驚人的靈活性與強大的創新能力。所有關于短時間內美國經濟即將面臨崩潰的預測都缺少事實依據，且帶有政治偏見。

盡管如此，就連美國的狂熱崇拜者也很難否認，這個國家已經不再如日中天，為了治療經濟與社會層面的諸多弊病而選擇押寶在重返單極世界秩序的模式上，并不是一劑良藥。

人們必須承認，盡管美國存在諸多明顯的弱點和局限，但它仍是不可或缺的全球力量。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尤其是面臨美國的積極反對時），許多區域與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將面臨極大的困難，甚至不可能實現。

美國在當今世界的獨特地位不僅取決于其自身實力，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世界政治中大多數行為體的弱勢，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們的不成熟。這些行為體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去承擔起創造和保護全球及區域公共產品的艱巨責任，更不用說成為新世界秩序的主要設計者了。

沒有美國的積極參與，任何國家都沒有能力終結俄烏沖突。盡管全球金融的“去美元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依舊穩固，而且將長期保持穩固。大多數跨國科技產業鏈條或多或少都經過美國。無論是好萊塢的電影制作還是美國大學的研究項目，美國“軟實力”的潛力和運用將長期吸引著盟友和對手的羨慕。如今美國在國際機構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后者官僚體系中的地位（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全球層面的“深層國家”）依然遠遠高出世界上的其他國家。

盡管如此，美國在國際關系中恢復昔日霸主地位的前景并不樂觀。這并非因為美國在各個領域將不可避免地更加衰弱與無助，而是因為其他參與者正在逐步增強實力、積累經驗和建立信心，相信他們有能力影響地球這片共同家園的未來。新興參與者走向成熟的過程或許緩慢且充滿不穩定，但這一進程卻是持續且不可逆轉的。這意味著美國需要越來越多地適應崛起的新世界，而非讓世界適應自己。

世界各國無一例外都要面臨著適應新現實的任務。然而，這對美國的政治階層來說尤為艱難和痛苦，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美國處于全球領導地位，沒有替代方案的情境。適應所需的時間越長，最終的結果就越令他們痛苦。如今，拜登政府事實上還在嘗試維持全球現狀，而這一戰略恐怕難以取得重大成果。

美國的政治階層不應該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應該協調并推動實施一個再工業化的長期戰略，用共同的目標和愿景再度團結起一個分裂的國家。這一任務的規模與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時期面臨的艱難挑戰相比，可以說是有過之無不及。九十多年前，是羅斯福的“新政”讓美國人感受到一個共同的國家事業的感召，與實現“美國夢”的希望。唯有重振社會凝聚力，而不是通過外交政策的冒險與追求一個美國主宰世界的愿景，才能讓美國再度偉大。

今天的情況是，無論是喬·拜登還是唐納德·特朗普，都沒有準備好向美國社會提供一個適應21世紀現實的升級版“新政”。我們只能期待新一代的美國政治領袖能填補這一危險的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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