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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美國情報機構“監聽門”的中央情報局前雇員斯諾登，目前正藏身香港。香港保安局前局長表示，香港和美國簽署了司法互助協議，美方要對情報機構“監聽門”進行刑事調查，香港將協助拘捕。而美國白宮情愿網站上，已有數萬人簽名要求赦免斯諾登。斯諾登則表示：“我愿意犧牲所有的一切，因為看到美國政府利用自己的監視體系破壞隱私、網絡自由和基本自由權利，讓我的良心非常不安”。

香港是否會留下“監聽門”揭秘者？

美國情報機構“監聽門”揭秘者斯諾登此前接受采訪表示，他準備尋求在任何一個他認為有著言論自由和擁有廣泛隱私權的國家尋求避難。斯諾登透露之所以選擇香港，是因為香港有很強的言論自由傳統，而且有能力不受西方國家支配。

美情報機構監聽門揭秘者斯諾登在香港安全嗎？

香港保安局尚沒有對“監聽門”揭秘者斯諾登避難香港一事作出回應。但香港保安局前局長、現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指出，香港和美國已經簽署了三項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只要美國提出，香港需要協助美國進行取證和拘捕等工作，律政司會根據協議處理。

葉劉淑儀說：“我想斯諾登可能不知道我們和美方簽了這么多協議，是雙方國家都同意的，他最好離開香港。”

香港資深律師湯家驊指出，美國如果要引渡斯諾登，要先向香港律政司提出要求，再由律政司向法庭申請引渡。不過被捕人有權在法院提出抗辯。而引渡條件之一是涉及的法例在兩地要相近或相等。

斯諾頓則表示，“美國政府可能會發出國際刑警照會，但我并不認為我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有過犯罪行為。我認為，這很明顯是政治事件。”當然這將由香港的法院來決定，但這需要很長的時間。

他還強調，自己曝光國家安全局監控隱私的行為不是犯罪。“我愿意犧牲所有的一切，因為看到美國政府利用自己的監視體系破壞隱私、網絡自由和基本自由權利，讓我的良心非常不安”。

不過情報機構“監聽門”揭秘者斯諾登以旅游簽證進入香港，香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表示，其逗留期限一般為180天，香港政府沒有權力限制他出境自由，但可以主動驅逐他出境。

但涂謹申還解釋說：“驅逐是可以的，據我了解是沒有上訴機制的，但如果游客在香港沒有犯法，有什么理由要驅逐他呢？相信特區政府很審慎很小心，未必會驅逐。”

涂謹申建議斯諾登可以向聯合國駐港難民專員公署申請政治難民身份，或者寫信給香港行政長官告之政治犯身份，如果獲得批準，香港特區政府是不會遞解政治犯出境或回國的。

巧合的是，6月10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正率200多人的龐大代表團在美國紐約訪問。但他尚未就美國情報機構監聽門揭秘者斯諾登藏身香港一事予以評論。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美國紐約參觀證交所

一些美國法律專家對情報機構監聽門揭秘者避難香港表示不解。專門處理引渡案件的休斯敦律師道格拉斯·麥克納布說：“聽到斯諾頓選擇香港作為一個安全的避風港，我很驚訝，他可能認為這是一個政治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因為引渡條約禁止引渡政治案件。”

據美國專家稱，之前從香港引渡到美國的犯罪嫌疑人包括走私、涉嫌違反軍事出口、投資欺詐罪和涉嫌出售非法處方藥等。但香港并沒有同意每一個美國的引渡請求。2008年，香港沒有引渡被美國指控購買禁運飛機零件的伊朗人優素福。

熟悉美國國家安全案件的律師馬克·扎伊德推斷，斯諾頓如果返回美國接受審理并且罪名成立，可能面臨幾十年監禁。扎伊德說，如果斯諾頓直接泄露機密文件，政府可能以每份文件為依據分別指控，每項指控都可能導致10年以上監禁。

情報機構“監聽門”：合法還是非法？

美國政府這次被爆出的竊聽計劃行動代號為“棱鏡”，雖然美國官方一直聲稱在合法的范圍內，但《愛國者法案》的起草人之一已經公開表示，“棱鏡”超出了法律許可范圍。

“棱鏡”始于2007年的小布什時期，包括兩個秘密監視項目，一是監視、監聽民眾電話的通話記錄，二是監視民眾的網絡活動。

監控的類型有10類，信息電郵，即時消息，視頻，照片，存儲數據，語音聊天，文件傳輸，視頻會議，登錄時間，社交網絡資料的細節。可實時監控一個人在進行的網絡搜索內容。

“任何分析人員可以隨時隨地選擇任何人作為目標。”斯諾頓在《衛報》網站發布的視頻中說，“不是所有分析人員都有這個權力。不過，我有權限坐在桌前竊聽任何人，包括你、你的會計師或者是一名聯邦法官。如果能獲得(總統奧巴馬的)一封私人電子郵件，我甚至可以竊聽奧巴馬。”

根據8日曝光的文件，美國聯邦政府一直在秘密接入國內大型互聯網公司的網絡，其中包括谷歌、臉譜、蘋果。這種做法可以追溯至將近6年前。與此同時，一些官員證實，在打擊恐怖主義的過程中，他們一直在收集大量電話記錄。

不過就被指充當政府“眼線”，微軟、雅虎、谷歌、蘋果等公司隨即澄清，不會輕易為政府機構提供數據，他方獲得用戶信息必須有法院命令。

2001年“9·11”恐怖襲擊后，小布什政府力排眾議，促使美國國會通過了備受爭議的《愛國者法案》。該法案允許美國情報部門監聽“嫌疑者”電話，使國際恐怖主義調查更容易獲得所謂“商業信息”。

美聯社稱，美國法院正是根據這一法案的第215條允許國家安全局收集民眾電話通話記錄的。不過美國福克斯新聞網6日引述《愛國者法案》撰寫人之一、美國議員森布倫納的話稱，這一行動完全超出了《愛國者法案》的允許范圍，是“過度的、非美國式的”。

“監聽門”揭秘者：英雄還是叛國者？

美國國土安全委員會反恐和情報處主席，共和黨國會議員彼德·金稱斯諾登是叛國者，應該盡快引渡回國并且處以嚴厲制裁。“他對我們國家來說是個威脅”，彼德·金在接受CNN采訪時說。

此事在美國情報界內部也引起了巨大震動。中情局的前法律顧問里索說：“這件事情的影響非常大，在之前的中情局官員泄密案中，從來沒有人主動承認自己是泄漏者。”

斯諾登承認爆料一事，可能導致中情局和國安局對保安措施進行全方位重新檢查。中情局和國安局甚至將被迫重新審查他們與合約商的關系，并對外派工作進行更多檢查。

但英國《金融時報》則批評說，奧巴馬政府對外鼓吹網絡自由，對內加強網絡監控，損害了美國外交、商業和奧巴馬的個人形象。該報質疑：美國究竟是光明的燈塔還是記錄個人生活的老大哥？該報還指出，美國兩黨絕大多數議員都支持監聽，美國電視臺甚至很難找到議員對“監聽門”進行批評。

但美國民眾已經在向奧巴馬控訴。9日，白宮情愿網站上出現要求特赦斯諾登的信件，現在已征集到3萬多簽名支持。最新的情愿書則要求奧巴馬與斯諾登公開辯論，以及釋放曼寧。這些請愿書在短短幾小時內就已有數千人簽名支持。

美國白宮情愿網站上，數萬人簽名要求特赦監聽門揭秘者斯諾登

美國白宮情愿網站上，還有很多人要求奧巴馬與斯諾登公開辯論，并釋放曼寧

曼寧是又一個揭露美國政府黑幕的人，曾任駐伊拉克美軍陸軍情報分析員，從軍用網絡系統內竊取機密文件并提供給維基揭秘網，包括一段駐伊美軍“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射殺記者的視頻和數以萬份的戰事報告。2010年5月，曼寧遭拘押。最終，他對泄露美軍關于阿富汗、伊拉克戰場報告，美國國務院外交報告等10項罪名認罪，對通敵等其他罪名予以否認。美國軍隊檢方一直拖到去年6月才對曼寧進行軍事審判，當時他已被關押600多天。如果所有罪名成立，他將面臨終身監禁。

丹尼爾·埃爾斯伯格是曼寧的堅定支持者，他稱只要看一下披露的美軍武裝直升機和無人機如何在伊拉克濫殺當地平民，就能發現這是對平民的犯罪。

埃爾斯伯格正是曼寧的“前輩”。他于1971年向《紐約時報》等媒體披露越南戰爭機密文件，講述美國介入越戰的始末以及政府如何圍繞越戰事務誤導公眾等。依照1917年的《反間諜法》，埃爾斯伯格后因盜竊和同謀罪接受審判，但一系列法律失誤以及可疑的證據收集方式最終促使法官撤銷了所有指控。當時民間反對越戰的背景也起到了巨大作用。

埃爾斯伯格說：“看到記錄發動越南戰爭的原因的文件時，我意識到這并不合法，沒有法律依據殺害越南人民，這必須被制止，即使要進監獄。”

他僥幸逃過一劫，但曼寧可能沒有這么幸運。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民眾支持曼寧。對曼寧進行庭審當天，聚集在法庭外高舉支持曼寧標語的人群就反映出有相當數量民眾對這些“泄密者”的認同。支持者認為，曼寧是憑良心行事，揭開了美國政客及軍事領導者制定的外交政策的最丑惡一面。

由支持者建立的“支持布拉德利·曼寧”網站已經得到了超過110萬美元捐款，用以支付曼寧的訴訟費用，并以曼寧的名義抗議美軍的冷酷無情。

如今，斯諾登成了新的揭秘者、斗爭者。埃爾斯伯格表示，“我覺得斯諾登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美情報機構“監聽門”揭秘者身世

美情報機構“監聽門”一經曝光，立即引發軒然大波，甚至迫使奧巴馬趕忙辯解。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政府也受牽連。但其揭秘者愛德華·斯諾頓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29歲的愛德華·斯諾頓出生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后來搬到馬里蘭州。他本來只是個普通的美國孩子，甚至高中都沒畢業。

斯諾頓曾在當地的社區學校學習計算機來獲得必要的學分，希望獲得高中文憑，但最終未能如愿。或許就是這一計算機“背景”改變了他今后的人生。

2003年，19歲的斯諾頓加入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在訓練中受傷后退役。沒有高中文憑的他卻被安排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當技術助理。4年后，他已成為中情局信息技術員，被派駐瑞士日內瓦工作，曾在那里接觸到一些機密文件。

2009年，斯諾頓離開中情局，開始為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承包商博斯公司工作。他在那里工作4年，接觸并復印了監聽計劃的機密材料。

在離開前，斯諾頓向國安局主管請假，他稱需要離開幾周治療癲癇病。他也沒有將離開的真實原因告知女友。5月20日，斯諾頓放棄年薪20萬美元的工作，拋下在夏威夷的同居女友和父母，只身前往香港。

斯諾登表示，他知道他將因自己的行為而遭致打擊。但是他愿意犧牲自己非常舒適的生活，來披露美國大規模監視的真相。他表示甘愿放棄這一切，是因為他的良知不容美國政府侵犯全球民眾隱私和互聯網自由。

美情報機構“監聽門”揭秘者專訪

斯諾頓公開材料后藏身香港酒店內。他說：“我已經在酒店藏了3個星期，總共也就出去了三次。這是一家豪華酒店，可以在房間里吃飯，但現在酒店的大筆賬單我也快負擔不起了。”

在香港的酒店，斯諾頓擔心被監聽監視。他用枕頭堵著酒店房間的門縫以防止被竊聽。他還把一個大紅色的罩子罩在他的頭和筆記本電腦上，然后再輸入自己的密碼，以防止任何隱藏的攝像頭檢測到它們。他表示有些焦慮不安，甚至酒店的火災報警響了，他都躲在房間不敢出去，怕這是抓他的人制造的陷阱伎倆。

斯諾頓稱，他在美國情報界工作了近十年。他知道，美國最大和最隱秘的監視組織——國家安全局，一直在監視著整個星球。剛剛曝出“監聽門”后，他每時每刻都在看電視和監控互聯網，看全球的反應，也聽到來自華盛頓誓言起訴的所有威脅。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在香港接受了英國《衛報》的專訪。

衛報公布的美情報機構監聽門揭秘者斯諾登照片

問：你為什么決定成為告密者？

斯諾登：NSA已經搭建了一套基礎系統，能截獲幾乎任何通信數據。憑借這樣的能力，大部分通信數據都被無目標地自動保存。如果我希望查看你的電子郵件或你妻子的手機信息，所要做的就是使用截獲的數據。我可以獲得你的電子郵件、密碼、通話記錄和信用卡信息。

我不希望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也不希望生活在一個一言一行都被記錄的世界里。我不愿意為其提供支持，或接受這樣的情況。

問：為了減少類似波士頓爆炸案這類恐怖活動的幾率，難道不需要進行監控？

斯諾登：我們需要確定，恐怖主義為何是一個新的威脅。恐怖主義一直存在，波士頓發生的事是犯罪行為。但這與監控無關，而是與傳統的警察工作有關。警察對他們所做的事情很擅長。

問：你是否將自己視作另一個布拉德利·曼寧？

斯諾登：曼寧是一名典型的告密者，他的動機是為了維護公眾利益。

問：你認為你的所作所為是犯罪嗎？

斯諾登：我們已經看到政府的許多犯罪行為，因此對我做出這樣的指控是虛偽的。他們希望削弱公眾的影響力。

問：你認為你還遭遇什么樣的對待？

斯諾登：不會是好事。

問：為何來到香港？

斯諾登：我認為，一名美國人被迫前往一個自由程度不高的地方是一種悲劇。不過，香港仍以自由而著稱，有著言論自由的傳統。

問：泄露的文檔中有些什么內容？

斯諾登：關于在美國國內進行的監控，NSA對國會質詢習慣性地說謊。我認為，當參議員羅恩·威登(Ron Wyden)和馬克·烏代爾(Mark Udall)就監控的規模提問時，NSA會說他們沒有工具來提供答案。但實際上我們擁有工具，我也有多張地圖，能顯示哪些地區的人們受到最多的監控。我們從美國國內截獲的數字通信比我們從俄羅斯截獲的信息更多。

問：奧巴馬政府指責中國黑客的攻擊，你對此怎么看？

斯諾登：我們對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采取黑客行動，但我們希望讓自己和其他人顯得有些區別。我們存在于全球的幾乎每個國家，但我們并沒有與這些國家發生戰爭。

問：是否有可能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從而避免遭到政府監控？

斯諾登：你甚至還不清楚有什么樣的可能性。他們的能力之大令人震驚。我們可以在機器中植入漏洞。一旦你連上網絡，我就能驗證你的機器。無論采用什么樣的保護措施，你都不可能安全。

問：家人是否知道你計劃這樣做？

斯諾登：不，我的家人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我擔心的最主要問題就是他們找上我的家人、朋友和伙伴，以及任何與我有關的人。我在余生中都將面臨這樣的情況。我將無法與他們聯系。政府將對任何認識我的人采取積極措施，讓我生活在黑夜里。

問：你何時決定要曝光這些文檔？

斯諾登：你看到了一些令人困擾的事。當看到一切時，你意識到其中一些事是在濫用職權。對于錯誤行為的意識逐漸形成。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2008年時，許多人投票給奧巴馬。但我沒有投票給他，而是投給了第三方。但我相信奧巴馬的承諾。我將會披露這些。他延續了前任的政策。

問：奧巴馬于周五對這起信息泄露事件表示譴責，但歡迎就如何平衡安全和開放性進行討論，你對此有何反應？

斯諾登：我的第一反應是，他在為自己辯護時遇到了困難。他試圖為一些不合理的事辯護，而他也清楚這一點。

問：對于此次泄露的信息，外界一般的反應是什么？

斯諾登：我很驚訝也很高興看見，公眾為了保護自身權利做出了如此強烈的反應，這些權利因國家安全之名而被侵害。與“占領華爾街”行動不同，但今年7月4日仍會有一次草根運動，即為了保護憲法第四修正案的“恢復第四修正案”行動。這一活動已在Reddit上快速發展。互聯網上的反應是巨大而具有支持性的。

問：華盛頓的外交事務分析師史蒂夫·克萊門斯(Steve Clemons)表示，他偶爾聽說，在華盛頓的杜勒斯機場，4名男子正討論剛剛參加的一次情報會議。對于此次的信息泄露，一人說道，報道者和泄密者都應當“消失”。你對此有何感想？

斯諾登：一些人對這一報道的反應是，真正的間諜不會像這樣說話。我是一名間諜，而這就是他們說話的方式。當我們在辦公室中討論如何對付罪犯時，他們不會考慮正當程序，而只要結果。他們會說，相對于把某人送上法庭待一天，更好的做法是把他踢下飛機。總體來看，這是一種獨裁主義的思維。

問：你現在有沒有什么計劃？

斯諾登：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坐在這里，希望香港政府不要將我驅逐出境。我傾向于在一個有著同樣價值觀的國家尋求政治庇護。最符合這一要求的國家是冰島，他們支持保護互聯網自由的人們。我不清楚我的未來在何方。

他們可能會發出國際刑警照會，但我并不認為我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有過犯罪行為。我認為，這很明顯是政治事件。

問：你是否認為，最終你有可能被送進監獄？

斯諾登：我不可能不冒著被關進監獄的風險。你不可能在對抗全球最強大情報機構的同時不接受這樣的風險。如果他們希望抓到你，那么只是時間問題。

問：在最初曝光文件的一周之后，你現在感覺怎樣？

斯諾登：我認為，公眾表達出的憤怒情緒是合理的。這給了我希望，即無論我自己遇到什么，最終結果將有利于美國。我并不指望再回到家鄉，盡管這是我想要的。

（綜合參考消息，英國《衛報》，新浪，鳳凰網，人民網，美國白宮情愿網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