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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和財政基礎日益雄厚，中國共產黨本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初心，解決本國人民貧困問題的決心和意志也日益堅定。以1982年國家啟動“三西”（甘肅定西、河西，寧夏西海固）專項扶貧計劃為標志，中國特色的開發式扶貧拉開了序幕。1986年中國成立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開始實施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國家扶貧行動。1994年以后，國家先后頒布實施“八七扶貧計劃”和兩個為期十年的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兩次提高扶貧標準，持續推進扶貧開發工作。

應用上述的“三級解綁”理論，中國由政府主導的開發式扶貧，本質上就是依靠國家的力量在一國之內對因第一次“解綁”而自然形成的貧富“大分流”進行一種“逆操作”。一方面，針對那些單純依靠市場力量根本不可能實現第一次“解綁”甚至還會繼續“緊綁”的地區，投入政府行政資源人為地幫助它們實現第一次“解綁”，首先大力降低交通運輸成本；典型的一個體現就是所謂“要想富，先修路”的政策配套。另一方面，針對那些因為實現了第一次“解綁”而率先發達起來的地區，通過政府行政性安排，將其中的知識、經驗、創意等思想資源轉移到貧困地區，人為地幫助它們實現第二次“解綁”，大力降低思想交流成本；典型的體現就是所謂“對口支援”、“精準扶貧”和“駐村扶貧工作隊”等政策配套。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意志，投入前所未有的資源，動員前所未有的黨員干部，對最后近一億最難“解綁”脫貧的偏遠貧困人口的千年沉疴，發起一場歷時8年多的攻堅戰。

通過建立脫貧攻堅的責任體系、政策體系、投入體系、動員體系、監督體系、考核體系，系統性地解決了“扶持誰”、“誰來扶”和“怎么扶”的問題。最終在2020年完成了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任務，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實現了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惠及人口最多的減貧進程，取得了重大歷史性成就。

從“三級解綁”理論上看，在最近這幾年的扶貧開發最后攻堅階段，中國政府實際上是把當代技術條件下能夠做到的“解綁”，都盡可能地做到了，包括最為困難的降低人際交流成本這一個“解綁”，也通過各種政策配套和新技術應用盡可能地做到了。中國扶貧事業中大量出現的各領域農業技術專家學者，深入到扶貧工作第一線幫助農民解決各種生產問題，以及駐村扶貧工作隊、基層政府部門利用互聯網平臺幫助農民解決各種市場銷售問題，本質上就是在解決單純依靠市場不可能解決的人際交流成本過高的問題，也就是第三級的“解綁”。

中國扶貧事業的口號是“實行扶貧和扶志扶智相結合，既富口袋也富腦袋”，何為“扶志扶智”？何為“富腦袋”？從“三級解綁”理論上看，無非就是中國政府與貧困人群同心協力，共同實現最后階段的思想交流“解綁”。

2. 放在世界貧富分布格局上看，驗證“大象曲線”理論

2月25日召開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在講話中說：

“改革開放以來，按照現行貧困標準計算，我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貧困標準，我國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特別是在全球貧困狀況依然嚴峻、一些國家貧富分化加劇的背景下，我國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贊譽。”

這里所說的“同期全球減貧人口”，是指近40年來世界范圍內的貧困人口總的脫貧情況。

那么，這個總的情況到底是個什么情況呢？

2013年，世界銀行發布了一份政策研究報告《全球收入分配：從柏林墻倒塌到大蕭條》，作者是兩位當時服務于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拉克納（Christoph Lakner）和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這份報告中，兩位作者首次提出了一個被稱為“大象曲線”（Elephant Curve）或稱“Lakner-Milanovic曲線”的圖表（如下），反映全球不同收入人群在1988-2008這20年里差距很大的收入增長發生率。

圖表的X軸代表全球收入分布的百分位數，Y軸代表收入的累計增長百分比。大象曲線因其與大象身體的側面輪廓相似而得名，從該圖中可以得出的主要結論是：

1）在截止到2008年的這20年里，從橫軸左端開始，1）類似于大象尾部的10%-15%世界上最貧窮人群，收入累積增長極小，幾乎沒有從全球化中受益；

2）圖表的中間部分，從第15到第50個百分點類似于大象軀干的部分，代表了全球中產階級，得益于以中國和印度為主的發展中國家較高的增長率，收入累積增長了70％至80％；

3）在類似于大象前部向下陡降的部分代表了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即全球的中上階層，受到全球化的影響，該階層的工資在20年里幾乎沒有增長，甚至還有負增長；

4）從第80到第100百分點類似于翹起的象鼻子的部分，代表全球最富有的人群，20年里收入增長了60％左右，而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口還有更高的收入累積增加。

自2013年“大象曲線”問世以來，已經又出現了許多改編版本，通過不同方法來說明全球收入不平等。有的對部分人群的收入增長數據進行了調整，有的將時間段擴大到了更長的1980年至2016年，但最終的幾點主要結論——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群是全球化帶來的收入增長的“贏家”，最貧困的那部分人群被全球化“鎖死”在了原來的收入水平上——沒有改變。

考慮到從1980年以來的這40年，正是世界范圍內的“新自由主義革命”狂飆突進的40年，那么，“大象曲線”所反映的，就是這樣一個理論定律：

· 新自由主義所推行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運動，必定加大全球收入的兩極分化程度，惡化全球的不平等現狀；

· 全球最貧窮的人口不僅不可能通過“新自由主義革命”擺脫貧困，反而會被固定在貧困狀況當中，無法獲得任何改善。

通過了解這個可以被稱為“貧富分化大象曲線”的理論，人們便很容易明白“中國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這句話的意義了。

一方面，在反映全球收入分布的“大象曲線”中，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本國扶貧事業中取得的成就，就是將原本處在“大象曲線”左端10%-15%最貧窮的人群，通過持續不斷且卓有成效的扶貧工作，整體地向右方進行了平移，使這部分人群大部分進入到了“大象曲線”的中間部分，并使其能夠分享全球中產階級的較高收入增長；

另一方面，在反映中國一國之內收入分布的類似的“大象曲線”中，中國扶貧事業所做的事情，就是將原本處在“大象曲線”左端10%-15%最貧窮的人群，通過持續不斷且卓有成效的扶貧工作，整體地進行了向上的提升，使這部分人群大部分與“大象曲線”中間部分逐漸拉平，成為更大的中國中產階級的一部分，分享其較高的收入增長。

很顯然，這在客觀上，就是一種針對同時期世界范圍“新自由主義革命”所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運動的反向操作。

歷史見證，“新自由主義革命”在世界各地推廣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并未在任何一個國家取得真正的成功。在拉丁美洲，實施“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各個國家，其經濟增長率全部低于先前的時代。在東歐，正如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科勒德克教授所總結的，“華盛頓共識”政策在東歐25個國家的實踐是完全失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評“華盛頓共識”時說：“無論新的共識是什么，都不能基于華盛頓共識。”

而這個反映貧富分化程度的“大象曲線”，就是推行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政策，在世界范圍內制造出的一個結果。而就在這同一個時期，中國通過一場“聲勢浩大的脫貧攻堅人民戰爭”，讓中國逆勢而動，大踏步走出了“大象曲線”的左端，而且在本國國內，徹底改變了“大象曲線”的形狀，使這條曲線越來越向中間部分收斂，越來越體現出了共同富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