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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欲靜，而風不止。當人們以為，這股風主要來自于美日時，新加坡“露臉”了。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8日在訪問日本時，與安倍就南海等問題“達成共識，尋求合作”，“強調海洋法律秩序的重要性”，聲稱歡迎日本在本區域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安倍則向李顯龍的父親李光耀追授“一等桐花大綬章”，稱其為“亞洲為現代世界帶來的最偉大智者之一”。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在此前的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上，有不少國家在磋商過程中“明確反對強化涉南海內容”，令新加坡代表“氣急敗壞”，“冷嘲熱諷”，甚至“出言不遜”，“惡意攻擊”。對此事的報道，又引發了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與《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筆仗”。

新加坡這樣一個只有“彈丸之地”的小國，為何在南海問題上如此積極？】

李顯龍訪日，稱歡迎日本在區域內更“積極”；安倍授其父李光耀一等桐花大綬章

新加坡很忙，所有的小國里面，新加坡恐怕是少有的幾個最為活躍的國家之一。

它的活躍，不是因為它的內政，不是朝鮮那種隔三差五搞個關于核武的大新聞，而是它的外交，是它那種與自身國力并不相稱的國際政治行為。

關于新加坡的種種神話，其中就包括新加坡頗為引人注目的“實用主義”外交這一條。

一個蕞爾小國，能夠在中美等世界大國之間周旋，拉拉打打，左右逢源，不僅自己撈足了好處，還平衡了大國關系，改變了地緣政治環境，著實了不得。有一段時間，這一外交的實踐者李光耀曾被贊譽為“小國偉人”、“大政治家”云云。

初看起來，難以理解，一個只有城市大小的國家，既無資源，也無實力，連飲水都需依賴他國，何來如此之大的能量？要做到“四兩撥千斤”，自己起碼夠四兩，但在世界上比較起來，新加坡甚至連這個量級的小國也算不上。

的確，當年的李光耀一代英才，政治智慧超出同時代政治家的平均水準，但這遠遠不夠。拿破侖縱有蓋世之才，也需要有百萬大軍供他指揮，否則什么都不是。

回歸基本常識，“弱國無外交”、“小國無外交”的國際政治定律一向如此，并未失效，新加坡之所以如此特殊，背后其實另有原因。

最近一段時間，新加坡在南海問題上又是一通忙活，就在中國眼皮底下，使出一連串的小動作，已經到了影響兩國友好關系的邊緣。

按說，新加坡并不是南海島嶼主權和海洋劃界爭端的當事國，但其搬弄是非的作為，甚至比其他國家更為積極，其忤逆中國的立場，甚至比其他國家更加極端。

這看起來不太正常，似乎超出了人們關于該國自身“安全困境”的原有理解。在中國與東盟各國普遍發展了良好關系的今天，新加坡的“避嫌”之舉已沒有多大必要，而在爭端當事國也同意回歸雙邊談判的情況下，新加坡一味推動多邊框架，更顯得另有所圖。

新加坡外交的另有原因和另有所圖，到底是什么？是時候揭開來看一看了。

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地緣政治實體的代言人

一直以來，關于新加坡的外交，人們習慣于將其置于常規的國際政治理論框架中理解，將其視為一個完全的主權國家行為者。但實際上，由于其極端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新加坡本身并不具備在國際舞臺上獨立施展作為的外交能力。從根本上講，該國的外交是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東南亞”區域，第二個層面才是區域外的整個世界。雖然各國都有周邊外交和世界外交之分，但新加坡的特殊性在于，如果沒有第一個層面，新加坡根本沒有在第二個層面有所作為的力量。

換句話說，新加坡是通過將自己塑造為“東南亞”這一地緣政治實體的代表，或代言人，才成為國際政治中一個重要角色的。

僅就第一個層面的外交而言，新加坡肯定是成功的，強鄰環伺，沒有被穆斯林國家吞并，沒有被反華國家孤立，憑著經濟騰飛支撐起的“小龍”地位，成了這一地區的明星國家，并且通過大力推行地區主義，為東南亞注入了政治身份，使之越來越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緣政治實體。

回顧歷史，直到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之前，世界上并沒有“東南亞”這一概念。在中華體系內，這一片地區就是帝國邊緣的一群朝貢國，沒有單獨名詞。在19世紀的西方殖民體系內，這一片地區屬于“東印度”（East Indies）的一部分，而中南半島由于進入了“南中華”范圍則被稱為“印度支那”，也同樣不被視為單獨的區域，更談不上作為一個獨立的地緣政治實體。

“東南亞”這一名詞，是在二戰后期，盟軍劃分戰區時才臨時創造出來的，而在二戰結束后，又在冷戰的東西方對抗格局中占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所以一直保留了下來。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僅在大國的全球戰略布局中獲得身份，并沒有形成自身的主體意識。

左下角就是盟軍東南亞司令部的轄區

美國在1949年出臺的一份安全政策文件中說：“假如東南亞也被共產主義席卷，我們將承受政治上的大潰敗，全世界的其他地區都會產生連鎖反應，特別是在中東和到那時暴露無遺的澳大利亞。”1954年，艾森豪威爾提出了針對東南亞的“多米諾骨牌”理論：印度支那的陷落將會導致整個東南亞的陷落，而東南亞的陷落將使澳大利亞、新西蘭、臺灣和日本受到嚴重威脅。于是美國在那一年組建了“東南亞條約組織”，與《日美安全條約》、《美澳新安全條約》一起構成了一道“反共防線”。

從1954年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同年的“東南亞佛教國家集團”計劃，到1961年馬、泰、菲成立東南亞聯盟，再到1963年菲、馬、印尼成立“馬菲印尼組織”，這個時期的東南亞，基本上是被大國所強加的一種被動的國際政治身份。

所謂的“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成員國多是域外國家

而這個時期的新加坡，還只是個地理名詞，主要靠英軍基地在當地的消費維持基本的生計。1965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被迫獨立時，李光耀當眾大哭，那是對生存前景的一種絕望。

1967年英國政府宣布將在1971年4月前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軍，徹底離開亞洲。原本親英反美的新加坡被迫調整立場，轉為親美。也多虧了美國的堅決反共，甚至多虧了中國在那個時期的“極左路線”，讓新加坡以“堅定反共的華人國家”這個同時被美國和東南亞鄰國認可的身份，在美國全球“反共防線”的東南亞環節中擠占了一個小小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