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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月G7峰會在日本伊勢志摩召開，代表富裕國家的七巨頭在此聚會商議全球政經局勢。在座的領袖做夢都沒想到，這場聚會將成絕響，此情此景永難再現。

當時奧巴馬總統的心情頗為欣慰，因為看來希拉里勝券在握，自己的幾項重要政績，包括醫保改革、與伊朗的核協議，與跨太平洋經濟伙伴協議，都可傳承下去。萬萬沒有想到川普的逆轉勝讓自己的心血在一夕化為烏有。

當時英國首相卡梅倫還預期自己很快會與大家在九月杭州G20峰會再度聚首。他對即將舉行的脫歐公投信心滿滿，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在場的另外兩位領袖也難逃厄運。法國總統奧朗德在經濟低迷不振、民意支持跌落谷底的壓力下，成為1958年法國實施第五共和憲法以來第一位放棄尋求連任的總統。

意大利總理倫齊想透過修憲公投來擺脫兩院國會體制對經濟改革的掣肘，沒想到這場政治豪賭卻為反歐盟、反財政撙節的民眾提供宣泄不滿情緒的出氣孔。

這四位西方世界領袖遭遇到的政治海嘯，都來自同一個震中，那就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損者正在掀起一場震驚世界的政治反撲，他們大量集中在發達國家，他們的挫折與憤怒透過網絡相互感染，在西方社會迅速蔓延。

曾任世界銀行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的米蘭諾維琪（Branko Milanovic）在2014年出版的《全球不平等》一書早已指出這一連串政治海嘯的共同原因。他把全球主要國家從1988年到2008年的家庭收入調查資料匯總起來，濃縮成為一張曲線圖，因形似大象輪廓，被簡稱之為大象曲線(elephant curve)。

這張圖告訴我們兩個故事：

第一、全球平均實質收入在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前的20年里增長了24%，但全球化的受益者集中于兩個群體：一是在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大量涌現的中產階級，他們的實質所得幾乎倍增；還有就是全球所得前1%的富豪階層的收入增長最快。

第二、在同一時期，富裕國家的藍領勞工與白領階級家庭的實質所得原地踏步，其中還有不少中產階級跌入貧困，這在美國、英國與日本最為明顯。

經濟全球化在先進工業化國家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又因為2008年以后各國政府采行的貨幣與財政政策而雪上加霜。在各國采行的極度寬松貨幣政策下，富人的財富因為資產價格迅速回升而水漲船高，但大量的退休族與工薪階層卻飽受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縮水的沖擊。

在歐美社會，全球化的政治基礎已經全面動搖，基層民眾對主流政治菁英已經失去信心，對于他們長期鼓吹的經濟自由化與區域整合處方更是排斥。自從金融海嘯以來，各國政府在國內政治壓力下，紛紛采行應急的貿易保護措施，這些人為貿易障礙正蠶食過去累積的自由化成果。根據WTO去年7月發布的統計，其成員國自從2008年以來共實施了2100多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絕大多數都源自發達國家。而川普的勝選更意謂著美國不但準備放棄推進全球化的目標，還要反其道而行，加速全球自由經濟秩序的裂解。

最近川普延攬《致命中國》一書作者納瓦羅（Peter Navarro）出任新設立的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長期主張應該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對中國進口品全面開征懲罰性關稅、并對美國企業將生產基地移往海外再回銷美國的作法給予租稅或關稅懲罰。

如果他的主張真的兌現，那一場中美間的貿易大戰將不可避免，等于用血淋淋的手術硬將全球最大制造業基地與最大消費市場割裂，結局必然是兩敗俱傷，所有被跨國企業整合進入全球供應鏈的大小廠商將無一幸免，過去三十年美國所主導的自由經濟秩序也將毀于一旦。

川普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

在川普時代，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將被迫面對逆全球化風浪的來襲，新興市場國家別無選擇，必須在彼此之間搭建更厚實的經濟合作與政策協調平臺，強化資本、勞動、資源與技術領域的優勢互補，尤其要擴大長期開發融資的渠道，來突破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的瓶頸。

中國大陸的角色將更加突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寄望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以及北京提倡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架構能早日實現；他們對馬云在杭州G20峰會期間鼓吹的跨國電子商務平臺非常關注，希望這能擴大邊緣性群體與微型企業直接參與全球市場的機會；他們也期待習近平推動的“一帶一路”大戰略所描繪的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愿景，能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

大多數亞太國家都對川普主張的雙邊貿易談判興趣缺缺，因為他們擔心這種完全不對稱的談判會讓自己被剝好幾層皮；更何況川普已經擺明了，從今以后美國要給的更少，拿的更多。

（作者為“中研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授權觀察者網發布，本文同日亦刊于臺灣《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