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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股市動蕩和人民幣貶值影響全球股市震蕩，中國政府及時出手救市，展現了中國發展模式應對風險的能力，也再次生動說明了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力以及中國與世界的水乳交融關系。就在中國異軍突起的同時，英美等西方國家深受新保守主義路線困擾，國內政治經濟體制日益衰敗，所謂的自由民主路線在世界范圍內也推銷無門。反倒是中國發展模式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另一種發展思路，讓亟欲擺脫美國戰略圍堵或政治支配的國家找到了戰略依拖。

那么，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煩？中國何以能夠在美國的壓力之下迅速崛起？這種崛起對于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有何沖擊？——這些也正是臺灣著名學者朱云漢在他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中所要回答的問題。

朱云漢先生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客座副教授，2012年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對兩岸問題頗有洞見，又兼具國際視野，是少有的受兩岸尊敬的臺灣學者。本文摘自朱教授新著《高思在云：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授權觀察者網獨家發布，特此感謝。】

《高思在云：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朱云漢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

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的大哉問

英國是2008年金融海嘯中受創最嚴重的國家，為倫敦帶來30年繁榮的金融服務業，在一夕之間被打回原形。身為英國主權象征以及最高精神領袖的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對此感到十分困惑，她在2008年11月蒞臨倫敦政經學院時，拋出了一個很直率的問題：為何幾乎沒有經濟學家預見這場全球性信用市場崩解的來臨？

女王這一大哉問，引發英國經濟學界極大的震動。執英國學術界牛耳的英國社會科學院（British Academy）特別在2009年6月17日，召集多位院士級經濟學家、國會議員、內閣官員、金融機構與金融監管機關代表舉行了一場討論會，會后由倫敦政經學院的貝斯利（Tim Besley）院士與亨尼西（Peter Hennessy）院士領銜，向白金漢宮遞交了一份會議結論，呈請女王陛下御覽。

由貝斯利院士領銜執筆的這份報告委婉指出，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已經有一些預警，例如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以及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都曾經針對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的失衡發出警告，并指出金融市場的價格并沒有適當地反映風險。不過，他們也承認沒有經濟學家曾經準確預測這次金融風暴何時會發生，將如何發生，或威力會有多大。

這批首席經濟學家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盡管金融機構雇用了具備最好數學頭腦的人來負責風險評估與管理，但是他們都只是分析個別金融工具的風險，而忽視了整個市場蘊含的風險。而且他們真的相信通過一系列新穎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場的風險可以徹底地分散與化解，這是一廂情愿與自尊自大所導致的結果。簡言之，一群非常聰明的人被自己的集體想象所遮蔽，讓他們無法理解系統所面臨的風險。

這份報告的內容披露之后，一批對主流經濟學近30年發展趨勢頗不以為然的學者非常不滿，認為這份報告避重就輕，只將矛頭指向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而沒有將主流經濟學家集體失職的真正原因道破。所以他們隨后聯名上書女王，沉痛地指出過去30年主流經濟學早已走火入魔，經濟學已經成為應用數學，經濟學研究與現實世界愈來愈脫節；如果主流經濟學不檢討過去走偏鋒的學術路線，徹底改變學者的培育與評鑒方式，經濟學家的集體失職現象很難獲得改善。

他們指出，1991年美國經濟學會曾經在有心人士的敦促下發表一篇報告，檢討美國大學的經濟學博士訓練方式。當時就提到美國著名經濟學系在培育年青一代學者時，都是導引他們鉆研艱澀而細微的議題，忽視培育綜合性分析的能力，回避對“自由市場”進行批判性思考，并將大量精力用于學習尖端數學工具與統計模型。因此，絕大多數新生代經濟學者對于經濟史、經濟思想、經濟制度以及心理學一無所知。當時這篇報告就擔心這樣的訓練導向，將培育出一代“愚笨的卓越學者”（idiot savants），精于分析工具與抽象理論，但對現實經濟十分隔膜。這篇檢討報告后來被束諸高閣，但卻不幸言中日后的發展。

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

美國經濟結構的長期失衡，導致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成為加速美國單極體系式微的一個重要因子。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未能遵守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應有的財政紀律與宏觀經濟均衡；相反地，美國經常為了稀釋債務或支付國外軍事行動費用，濫用其鑄幣特權。最近十年，美國渙散的金融監管與松弛的財政紀律，讓美元幣值信用成為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的不定時炸彈。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終于激發世界各國倡議建立新的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意圖徹底打破美元的獨占地位。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聯合國大會成立的“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相當激進的改革建議。這個委員會的專家小組主席，是由斯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時嚴重失職，導致亞洲國家在過去十年間大量囤積外匯，并加速了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斯蒂格利茨主張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要積極回應歐美所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的要求，它們應該考慮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架構外，成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在此之前，它們可以先擴大區域性的貨幣基金，例如《清邁協議》所倡導建立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基金，或是由委內瑞拉等七個南美洲國家組成的“拉丁美洲外匯儲備基金”（FLAR），或是金磚五國推出的金磚儲備基金，讓這些區域性機制發揮短期融資與穩定區域金融的功能。這些大膽的提議現在紛紛出籠，因為許多國家都意識到，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負責任的全球經濟管理者，必須建立一套新的機制來平衡美國濫用其鑄幣特權。

長期看來，美國更需要擔心的，是另外兩股來勢洶洶的挑戰。第一，委內瑞拉、巴西、俄羅斯、伊朗等主要石油出口國，不斷在推動放棄以美元為石油計價單位，它們仍在設法說服波斯灣國家，商談改用“一籃子貨幣”的替代方案。由于石油交易約占世界貿易總額的十分之一，一旦用其他貨幣取代美元，那么石油進口國就會大幅降低美元儲備，其對美元地位沖擊之大難以想象。所以美國緊緊拉著沙特阿拉伯不放，因為一旦這顆戰略棋子易幟，后果不堪設想。

第二，北京已經決心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從2010年到2013年，中國人民銀行先后跟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白俄羅斯、巴西、英國、瑞士等23個國家簽署貨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3萬億人民幣。現在，香港、新加坡、倫敦、蘇黎世等國際金融中心，都爭相成為境外人民幣結算中心，以及人民幣國債交易市場。在中國資本賬戶自由流動逐漸放寬的前提下，隨著境外人民幣國債市場的流動性與規模逐漸擴大，以及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人民幣遲早將成為各國中央銀行必備的儲備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