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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雅：你談到，國家軟實力不強，主要是精英出了問題。建設文化強國，需要新型的精英群體。十八大之后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為了加強和改進作風建設，解決“四風”問題，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加強精英隊伍建設。

祝東力：整風是中國共產黨經常采用的一種自我整治、自我完善、自我凈化的方式。中共早期作為一個馬列主義革命黨，第一，以主義立黨；第二，按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組織。所謂“主義”就是宗旨和理念，并有一整套哲學社會科學作為理論基礎。因此，不但國際共運的創始人馬克思是大理論家，而且中共成熟期的領袖如毛澤東，也一定是學問思想在黨內無出其右。中共黨的性質決定了，它必然采用整黨整風的方式。一方面，既然是“主義黨”，就一定會高度重視人的思想，連帶重視有關思想的表達，如文風問題；另一方面，列寧的建黨原則又強調嚴密的組織紀律，要求統一思想和行動。這兩個方面都比較特殊，所以整風的做法其他政黨很難模仿。

今天整頓黨的隊伍，應該從黨的歷史遺產中汲取經驗，比如延安整風。延安整風是中共黨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整風。延安整風是整頓“三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延安整風的最高領導機構很有意思，叫總學習委員會，簡稱“總學委”。盡管也有“審干”的內容，延安整風更重視思想和作風的轉變，本質上是一場思想學習運動。后來人們的回憶也往往如此。丁盛是“四野”的一名猛將，他的回憶錄多次提到延安整風，說毛主席整風如何英明，自己如何受益。有意思的是，他從不說“延安整風”，總是說“延安學習”。

延安整風的效果立竿見影，中共很快就迎來抗戰勝利，再經過三年內戰，就席卷天下。這一點，毛澤東的老對手蔣介石看得非常明白。敗退臺灣后，老蔣接受蔣經國建議，親自研讀延安整風文件和毛澤東著作，并翻印有關文件，作為改造國民黨的參考學習材料。所以后來臺灣有人調侃說，大陸上世紀60年代評選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居然不評蔣介石，實在有失公允。

瑪雅：這個例子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毛澤東時代在意識形態方面處于“出超”地位。

祝東力：上世紀50年代初，國民黨開始實施改造運動，其《本黨改造綱要》及其他文件大量吸收中共延安整風的基本原則，有的直接使用中共的術語。經過改造，國民黨吐故納新，性質和面貌都發生重大改變，黨員人數從400萬降至28萬，黨員構成中青年、工農和知識分子比例大幅增加。國民黨原本也是革命黨，在20年代國共合作時期曾按列寧的建黨原則加以改造。國民黨兩次改造，一次以蘇共為師，贏得了北伐勝利；一次以中共為師，為后來臺灣經濟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干部和組織的基礎。

瑪雅：延安整風是整頓“三風”，其中之一是學風。習近平上任后，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語言生動、活潑、平實，比如“鞋子理論”、“扣子理論”，在文風方面帶了一個好頭。

祝東力：領導人的文風非常重要。我記得多年前《讀書》雜志上龔育之寫過一篇文章《毛與胡適》，說胡適講過，共產黨里寫白話文最好的就是毛澤東。我們今天讀《毛選》，那些文章還是那么生動活潑、酣暢淋漓。

毛澤東第一次談文風問題是在1938年，當時文風問題是和黨的領導權問題聯系在一起的。毛澤東1938年9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那幾句名言我們都很熟悉：“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六屆六中全會主要針對王明，當時王明回國，肩負著第三國際的使命。第三國際認為，搞國共合作，那些和南京政府打了十年仗的人很難轉過這個彎子來，必須要了解國際局勢、有朝氣、有新思想的同志回去做指導，指的就是王明。王明回國，對當時抗戰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擾。所以說，當時的文風問題關涉黨的領導權問題。毛主席后來在《反對黨八股》一文里也特別強調：“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針對五四以來啟蒙運動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針對第三國際的洋教條對中國革命的干擾。

延安整風時期，情況同樣如此。當時整“三風”，學風指思想，黨風指組織，文風指行文講話。從延安整風開始，奠定了一種新的文體，可以叫作毛澤東文體。毛文體應該說影響了幾代知識分子，按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說法，至少三代人：從抗戰初期登上歷史舞臺的“三八式的一代”，到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紅衛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澤東文體的影響。

瑪雅：我最近看到一篇網文，說毛主席寫公文“文字興致勃勃”。相比之下，今天的官方語言被詬病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條”。

祝東力：上世紀世紀80年代后期，文學研究、文藝研究、文化研究乃至整個人文學科領域，又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續到今天。學術垃圾可以不必談，但一些最著名、影響最大的學者，往往也都是洋八股習氣非常嚴重。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前面一再談到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失敗，造成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嚴重喪失。寫文章的時候，心目中或隱或顯總有一個范文，有一個“樣板間”。而中國學者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歐洲學者、美國學者的，他們有多少人模仿海德格爾說話？有多少人模仿羅蘭·巴爾特說話？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條，洋教條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喪失。

文風與文化自信心密切相關。我們經常看到內地邊遠省份電視臺一些娛樂節目主持人用一種閩南腔說話，但他們其實都是本地人。這是為什么？因為大家認為只有臺灣的娛樂才是正宗的娛樂，才夠范兒，而內地的，特別是中西部相對落后的地區，沒有時尚可言；如果用一種帶當地口音的語言主持時尚娛樂節目，似乎會非常搞笑。

學術領域也一樣，為什么要洋腔洋調？就是因為似乎那樣才是學術，特別是因為談論的問題是從歐美照抄照搬過來的，言說的對象也是所謂國際學術界，即歐美的大V們。似乎只要是純正的漢語表達，就不是學術。作家張承志說過，敢不敢樸素化是一個標準。有些著名學者，如果用大白話把話真說明白了，其實會索然無味，因為沒什么真正深刻的思想可言。這就像許多當代藝術作品，根本沒什么思想和創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測，讓大家看不懂。這就是《反對黨八股》里說的，“裝腔作勢，借以嚇人。”所以，要改進我們的文風，首先一個前提，就是要恢復我們作為漢語寫作者的文化自信。這是首要的問題。

在文化領域建立符合群眾路線的價值觀

瑪雅：黨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就是沒有“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共產黨不會說老百姓的話，是因為脫離了人民群眾。今天重提群眾路線，就是因為曾經忘記了群眾路線。

祝東力：你說的沒錯。過去30多年來，我們在群眾路線的問題上經歷了比較大的反復。

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核之一，應該說，是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國情對列寧主義的一種補充和發展。列寧主義的一個引人矚目的方面是建黨學說，即特別強調一小批職業革命家的先鋒隊作用。列寧仿照阿基米德那句名言說過：“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毛澤東有所不同，他從早年領導湖南農民運動開始，就特別重視基層群眾的力量，并以“群眾”為中心，形成了他的一整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實踐以及相應的理論。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發生重大轉折，革命邏輯被現代化邏輯所取代。在群眾路線的問題上，也經歷了相應的變化。八九十年代實行市場導向的改革——所謂市場經濟就是按照價格信號來配置資源，追求利潤最大化。在這個市場經濟的大前提下，政策、制度、文化和價值觀，就一定是“親資本”的。這種情況下，加上現實中的權錢勾結，以及國企改革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幾千萬職工下崗，還有東亞金融危機后的經濟衰退，等等，所以到90年代后期，很多人都感到失望、失落。同時期，各種群體事件和社會沖突也隨之增多，社會秩序和治理任務發生很大變化，所以1998年中央成立了維穩工作領導小組，2000年成立中央維穩辦公室，從省地縣到村，設立了各級維穩機構。同以往運動式、間歇式的“嚴打”不同，維穩實現了日常化、網格化、制度化，這些都是為了應對新的形勢。

到新世紀初，胡錦濤那屆班子接任，拜謁西柏坡，提出“以人為本”和“科學發展觀”，說明上面也在反思。十八大以后，新班子重提群眾路線，原來的關鍵詞是“人”，現在是“群眾”。

瑪雅：群眾路線的精髓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今天，“群眾”的含義不一樣了，相應的，群眾路線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祝東力：今天，傳統群眾路線所針對的國情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年的群眾路線，預設了“黨-群”、“干-群”這種二分法，這是因為在革命戰爭年代或者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共同體的結構相對比較簡單。今天，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化正在加速，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社會關系高度復雜化，社會結構已經完成了轉型。所以，2001年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就明確指出，中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并專門論述了那些所謂“新的社會階層”。這個“新階層”，按通行的說法，就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既不同于“黨”或“干部”，也區別于傳統的“群眾”，群眾在今天主要就是龐大的底層群體。由于這個中產階層的出現，傳統的“黨-群”或“干-群”二分法，被三分法所取代。

當今社會，可以區分出權力、資本、勞動三種要素，也是三種價值。價值結構對應于社會結構：可以說，在國家權力的右邊，是圍繞“資本”而形成的中產；在國家權力的左邊，是憑借“勞動”而生存的底層。勞動的一方占人口絕大多數，但地位最低，價值最小。實行群眾路線，不是領導干部走走過場，而是要讓政策、制度、文化和價值觀，向這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階層傾斜。

瑪雅：群眾路線涉及世界觀、認識論和工作方法論。你認為，在文化領域回歸群眾路線，應該落實在什么地方？

祝東力：具體到文化層面，群眾路線不是簡單的“文化惠民”，比如送戲下鄉，免費圖書館，等等，那是枝節。在文化領域最重要的舉措，是要建立一種符合群眾路線的核心價值觀，也就是一種“親勞動”的，而不是“親資本”的價值觀。這就要求在權力、資本、勞動三者之間，真正提高勞動的地位，首先是勞動的經濟地位，也就是說，要改變分配格局。文化總是經濟、政治的反映，經濟、政治層面不改變，文化無所反映，就會成為空洞的東西。這才是問題的根本。

瑪雅：在2014年10月15日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強調，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你認為，在新時期怎樣才能堅持文藝的人民性？

祝東力：其實就是要在文藝當中確立一種“親勞動”的價值觀，真正表現勞動者的生活，表現他們的艱辛和高尚。為此，就應當允許表現真實的生活，包括適當揭露一些陰暗面，例如資本和權貴對勞動者的侵害和剝奪，也應當允許反映勞動者的呼聲與吼聲，顯示他們的力量。堅持文藝的人民性還有一個方面，就是保障群眾的文化權益，例如現在遍地開花的廣場舞，是群眾自發組織的文藝活動，各級政府不應該讓其自生自滅，而應該力所能及地給予幫助扶持，為這些普通百姓提供必需的基礎設施。

瑪雅：談及這次座談會，有與會者聯想到當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你看來，今天重溫延安文藝座談會，最大的意義是什么？

祝東力：聯想到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很自然的。因為從1942年那次座談會以后，這種規格、這種形式的文藝座談會就再也沒開過，解放后沒有，改革開放后也沒有，整整72年。在這個意義上，應該把這兩次文藝座談會對照起來加以理解。

這么多年過去，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毛主席的《講話》沒有淹沒在歷史中，原因就在于那次座談會和《講話》改變了歷史，成為歷史的轉折點。《講話》前，延安文藝界盛行“大、洋、古”的風尚，例如戲劇藝術上演的是果戈里的《欽差大臣》，莫里哀的《慳吝人》《偽君子》，曹禺的《雷雨》《日出》等，還有傳統戲曲。這些作品脫離抗戰實際，脫離延安軍民的喜好，在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里自我循環。還有，《講話》前，延安文藝除了一部《黃河大合唱》，幾乎沒有什么傳世之作。《講話》著重解決了文藝為什么人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也就是文藝創作的情感立場和方法問題。此后，革命文藝的方向和傳播范圍發生了質的變化，涌現出一大批以《白毛女》《小二黑結婚》《王貴與李香香》為代表的佳作、杰作、經典之作，形成了革命文藝的一次大繁榮。我們可以稱之為“《講話》后現象”。

這次文藝座談會也應當作如是觀。就是說，應當以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毛主席的《講話》為參照，放在更長的歷史時段中來觀察和理解。

瑪雅：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文藝創作方面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他囑托文藝工作者要腳踩堅實的大地，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

當年，在毛主席的《講話》之后，文藝革命化、本土化，涌現出許多優秀的作品和人才。我們期待，這次文藝工作座談會能夠推動新時期中國文藝的繁榮發展，激勵文藝工作者創作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作者簡介：

祝東力，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主要著作有《精神之旅——新時期以來的美學與知識分子》《文明走到十字路口》等。

瑪雅，鳳凰衛視出版中心主筆。

（本文部分內容刊載于《決策與信息》2015年1月。作者賜稿觀察者網首發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