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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激發了中下階層對特權階層的憤怒。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進入新鍍金時代，經濟不平等程度重攀歷史高峰。2014年美國家庭收入基尼系數已經增加到0.48，這不僅遠超過0.4的警戒線，而且在主要發達國家中也是最高的。此外，美國的收入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極少數最富有的人手里，到2012年，美國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占有的財富與中下層90%的家庭幾乎相等。導致嚴重經濟不平等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缺乏歐洲那樣的稅收與再分配政策。

嚴重的貧富分化引起中下階層對特權階層的強烈不滿。總的來說，美國政治精英對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選民的回應性更強，對低收入選民基本沒有回應。在經濟不平等加劇的情況下，共和黨精英對高收入選民做出回應的增強幅度最大，而民主黨精英對中等收入選民做出回應的增強幅度最大。因此，經濟不平等加大了富人對政治的影響力。正因為此，桑德斯將經濟不平等作為其最主要競選議題，特朗普也不時發出攻擊華爾街的言論。

第三，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本地化之間存在著嚴重矛盾。全球化是當今美國社會危機的一個新的根本性因素。經濟全球化使得美國的富人和跨國公司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謀取和轉移財富，但小企業和普通勞動者卻只能受困于本地經濟的衰退。而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多數選民是根據本地經濟情況來投票的，這就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提供了支持者。這種情況實際上造就了“兩個美國”：全球化的精英階層和本土的經濟弱勢群體。民粹主義運動試圖利用本地的政治力量去緩解經濟全球化對經濟弱勢群體造成的傷害，這也是其在地方選舉中得勢的主要原因。

第四，美國民主制度陷入了嚴重的困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政治極化日益加劇。奧巴馬執政的幾年是20世紀以來美國政治極化最嚴重的時期。經濟不平等是加劇政治極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日益加劇的政治極化并沒有導致任何一個黨派占據上風，相反，由于美國政治傳統下的分權制衡機制，美國政治中出現越來越多的對立和僵局，特別是在國會中的立法投票上。民主制度所賴以存在的妥協與共識被福山所謂的“否決政治”所取代。

兩黨的長期對立造成民眾對政府的嚴重不信任。民調顯示，目前僅有20%的美國人在大多數時候信任政府，只有7%的人信任國會。對政府和政客缺乏信任，無疑是代議制民主對某些群體缺乏代表性的重要體現，這為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提供了豐富的土壤。

在今年的選舉中，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激烈地攻擊兩黨的建制派。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藍領階層傾向于大政府的利益訴求，一直被秉持小政府和自由市場理念的共和黨建制派所忽略。美國的年輕人曾在2008年熱烈擁護奧巴馬，但他們隨后發現，奧巴馬并未兌現其在競選中所許諾的政治變革，因此他們拋棄了奧巴馬所支持的希拉里·克林頓，轉而支持立場更左的桑德斯。特朗普全然不理睬精英階層和民眾中早已建立起來的“政治正確”原則，也毫不顧忌共和黨的正統原則，而桑德斯則大膽地突破了美國政治傳統，直言不諱地宣傳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

不過，特朗普和桑德斯所領導的兩種反叛在兩黨內的相對位置有明顯差別。桑德斯是美國政治極化趨勢的延續，而特朗普卻是對它的反動。桑德斯的競選迫使民主黨進一步左傾，它或許代表了民主黨的未來發展方向；而特朗普的競選則試圖使共和黨回歸溫和的保守意識形態，但它可能只是共和黨的異端。

第五，特朗普和桑德斯現象反映了美國人對美國特性的認知差異。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 亨廷頓曾探討過美國的特性問題。他認為，未來美國界定自我特性可以有世界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和民族主義的三種方案。世界主義的方案要求美國人更多地遵從于國際規則；帝國主義的方案是由美國來改造世界；而民族主義的方案則是，美國人重新發揚盎格魯--新教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按照亨廷頓的定義，目前美國兩黨的主流似乎更傾向于帝國主義的方案。雖然在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它們都認為美國的力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在必要時美國應當發動海外軍事干預，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堅持自由貿易原則。

特朗普反對兩黨在這方面的共識。他在對外政策上帶有明顯的孤立主義傾向，他以商人的眼光質疑美國軍事干預、海外駐軍甚至維持北約的合理性。特朗普還以極端的方式捍衛美國的獨特性，他強烈排斥拉美裔和穆斯林移民，堅決反對自由貿易和區域貿易協定。特朗普所宣稱的“美國第一”原則或許更符合亨廷頓所說的民族主義方案。

桑德斯也試圖打破當前對美國特性的主流認知，但他的方向與特朗普的完全相反。桑德斯也反對海外軍事干預，但卻是基于和平主義的。他同樣反對區域貿易協定，但出發點卻是全球化對弱勢群體和人類發展的危害。桑德斯熱烈地贊揚北歐福利國家，希望美國建成北歐那樣的福利制度。他對美國身份的界定更符合亨廷頓的世界主義方案：他希望美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變得更像某些其他國家。

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桑德斯，都已經不再堅持美國力量在世界上無以匹敵、美國價值觀普遍適用的帝國主義方案。這反映了美國國際地位和相對實力下降后，相當大一部分美國人對美國特性做了重新認識。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競選路線表明，他們兩人及其支持者在面對美國當前存在的問題時，選擇了截然不同的解決方案。盡管如此，他們及其支持者的主張很難被各自黨內的主流派完全接納。

對未來美國政治的可能影響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競選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兩黨建制派將不得不對他們做出一定的讓步。特朗普不僅將白人藍領階層帶回政治舞臺，嚴重撕裂了共和黨，而且代表了一種與兩黨主流派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他還屢屢打破美國政治傳統，突破“政治正確”的原則，拉低政治斗爭的下限。桑德斯的競選則體現了美國年輕人的力量與訴求，其直接影響是迫使希拉里和民主黨建制派接受其部分主張，例如反對TPP，加強對金融設施的管制等；其長遠影響是使“社會主義”這個詞在美國一定程度上“脫敏”了。

更重要的是，此次民粹主義運動使得經濟不平等、移民、全球化、海外干預等重大問題突顯出來。雖然這些問題是美國當前社會所亟待解決的，但兩黨建制派卻出于政治原因而盡力回避它們。特朗普和桑德斯成功地將上述問題帶入主流政治議程之中，并且很可能使其長時間存在下去。

民粹主義的不時爆發是美國政治的一個特征。左右兩種民粹主義運動在美國歷史上的危機時刻曾多次出現。它們雖然可能造成一時的混亂，但其部分主張往往被兩大政黨所吸納，這有助于從化解社會矛盾，從而推動社會發展。

然而，期望近期的民粹主義運動產生根本性效果是不現實的。這是因為：

第一，其聯盟在各自黨內都不夠強大。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層白人，這是一個不斷衰落的階層，很難指望他們的主張能成為共和黨的主流觀念。桑德斯的支持者主要是年輕人，這個群體雖然富有激情和理想，但其投票率往往很低，況且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很可能會變得保守，他們的激進行為也可能引起主流社會的反感。

第二，特朗普和桑德斯各自的支持者很難形成一個左右翼民粹主義者的政治聯盟。雖然他們的政策選擇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他們的意識形態卻大相徑庭。

第三，雖然此次大選中的民粹主義現象有很多新時期的新特點，但其形式在美國歷史上并不鮮見，其激進程度也遠不及內戰、大蕭條、1960年代等前幾次危機時的程度。

第四，目前的民粹主義運動雖然提出了不少重大問題，但卻沒有給出多少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本文轉自《文化縱橫 》2016年6月號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