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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人：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蔡　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周　文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主持人：光明日報記者 張 雁

緣起：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方法論”為主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改革開放30多年來，得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偉大實踐和不斷創造的歷史輝煌，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成績斐然，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閃爍著中國智慧、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但毋庸諱言，對西方學術的盲目“迷信”和“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中國經濟學界的獨立思考和理論創新能力。主流經濟學歷來是大國經濟學，未來的中國經濟學應如何走向世界？如何構建一個立足中國國情與當代中國實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中國的經濟學者該如何承擔歷史賦予的責任？這是值得學界深入思考的話題。為此，經濟學專刊特邀請林毅夫、蔡昉、周文三位學者就此展開對話。

主持人：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成功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經濟發展之路，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實踐創造和鮮活的寶貴經驗。有一種說法，誰解釋清楚了中國經濟現象，誰就能夠拿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說明，現有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足以解釋中國經濟現象。能否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為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

林：理論的創新總是來自于一些新的不能被現有理論解釋的現象，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恰恰充滿難以用現有理論解釋的新現象。國際上不少著名經濟學家對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許多現象屢屢做出不正確的判斷，其原因應該出在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上。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在分析轉型和發展問題方面存在根本缺陷，比如，對我國雙軌制改革的前景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充滿悲觀，認為中國經濟隨時會出大問題。

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開出的藥方，中國改革就應該推行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休克療法，其理由是：一個經濟體要有效運行，必須有一定的制度保證，包括價格由市場決定、產權私有、自由化、政府平衡預算。但是，我國的改革開放并沒有遵從華盛頓共識，而是推行漸進式、雙軌制的改革開放，對沒有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沒有立即私有化，而是繼續給予轉型期的必要保護。由此，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底子薄的國家維持了30多年長時間的快速增長，創造出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

蔡：最主要表現在對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的理論解釋上。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不在于數學模型，而在于解釋力和經世濟民的實效。過去30多年，中國實現了世界經濟史上罕見的高速增長，創造了減貧奇跡，經濟學在其中無疑發揮了積極而顯著的作用。

理論成果看上去是滯后于鮮活的實踐的，但許多學術成果和對實踐的總結，有助于在頂層設計中幫助決策，提高國家治理能力，這是為什么經濟學能夠成為“顯學”的原因。西方經濟學也講發展理論，也講制度變遷，但中國的經濟改革并沒有遵循新自由主義歸納的那些教條——如“華盛頓共識”，而是從中國國情出發，著眼于“三個有利于”，選擇了頂層設計、“摸著石頭過河”和地方政府與群眾實踐相結合的漸進式改革方式。中國經濟學者如果能夠對此進行很好的總結和理論提煉，就是打破了西方經濟學“神話”和“圭臬”的經濟學理論創新。

周：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不但在實踐上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在理論上也有很多豐碩成果。比如，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過程，就體現了中國經濟學者的理論創新。在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政府與市場是此消彼長、相互替代的“零和關系”，而中國的改革和經濟增長實踐則證明了兩者可以是互補的“正和關系”，林毅夫教授把它精煉為“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再比如所有制結構理論、價格雙軌制理論、收入分配理論，這些都是對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貢獻。

從科學性和成熟度來看，中國的經濟學理論或許在西方經濟學者看來是難以理解和認同的，但經濟學作為一種入世的學科，經世致用才是其目的和本質。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學理論一直以中國人能理解的語言履行著自己的使命，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以西方經濟學界對科學完美性的標準，是無法理解中國經濟學理論的水平和成就的。但中國經濟三十多年的飛速發展，中國社會三十多年的巨大變遷，本身就證明了中國經濟學理論的成功。

主持人：三位都認為應該總結中國經濟實踐當中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并將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做出系統性的經濟學理論總結。能否這樣理解：中國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從中國發展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經濟理論，可能更側重于發展與轉型，因而也更能夠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借鑒作用？

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亞非拉各個發展中經濟體取得了政治獨立，開始追求國家現代化。當時國內知識界普遍有一種認識，認為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一定有他的道理，因此積極到西方國家學習，希望把西方理論拿回來運用，幫助我國實現現代化。但仔細研究過去70年的歷史，至今還沒有發現有哪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的理論去制定政策并讓國家成功的。極少數的幾個成功的國家或經濟體，他們主要的政策在推行之時，從西方主流理論來看都是錯誤的。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條件的相適性。發達國家的理論是總結發達國家的經驗而形成的，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不一樣，因此這個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其實，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也不一定適用，所以才會有舊的理論不斷被新的理論替代的情形。

現在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跟其他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條件是比較相似的。中國經濟學家根據中國的成敗經驗總結出來的理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借鑒意義會比發達國家的理論要高很多。

蔡：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是從特有的國情出發的，避免了生搬硬套，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經驗，值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成為一般性規律，并以此豐富經濟學知識寶庫。

與此同時，中國的實踐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有諸多共同之處，有大量成功經驗和走彎路的教訓，值得用科學的方法提煉、概括和抽象，創建更符合發展中國家實際的發展經濟學。例如，中國減貧扶貧的成功經驗為世界矚目，也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羨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而著稱。雖然“華盛頓共識”在國際經濟學界廣受詬病，但只有中國經驗能夠提供另一種成功的選擇，中國學者有責任把這些經驗從工作層面上升到理論高度。需要強調的是，我們要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理論化，否則傳播的范圍就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