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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集體經濟的困難和機遇

我們看到，目前條件下，動員農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仍存在不少困難。

第一，多年來在指導思想上以“分”為主，不支持合作化方向。30年來的趨勢是集體土地所有權被虛置，農民普遍持土地私有化預期。村集體對土地的處置權和受益權如果被架空，就會失去重新構建集體所有權的條件。

第二，農村基層組織渙散，缺乏資源，干部隊伍能力不足。恢復農村基層組織的活力，需要諸多政策條件。大環境不變，基層很難自發形成合作化潮流。

第三，農村勞動力外流、人才外流、資金外流。當今農業的危困局面和農村空殼化是市場作用的必然結果。王東賓說，有素質有能力的青壯年離開農村，是扶持集體經濟最大的困難。有人指出，像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社區鄭冰她們從組織婦女跳廣場舞開始，逐步進入集體生產發展，就是從當下農村的切身需要入手，比較現實。

從有利的一面看，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已經提出了方向和原則，中央政策是支持發展農民合作的。早在2005年，中央就提出了新農村建設戰略，多年來不斷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近11年國家支持三農的資金投入達十幾萬億，已形成公路通村，農村面貌有了根本性變化。中央文件強調，發展現代農業要一二三產并舉，強調發展綠色生產方式。這是根本性的戰略性轉移。這個發展戰略必須有一個載體或基礎才能落實，靠單家獨戶、靠私人企業不可能落實。

近些年中央加大了扶貧力度，而只有發揮村黨支部的作用才能落實到真正應該扶助的人的身上，實現精準扶貧。集體經濟的“強弱聯合”機制應該是消除貧困的根本之策。

怎樣看綜合農協

呂新雨提出，山西蒲韓經驗怎樣具有可持續性，其工作模式的內在生命力問題很關鍵。現在電商崛起，合作社的統購統銷是否還能支持，這也需要時間考驗。

徐俊忠提出，臺灣地區的農會，以產銷辦、信用部等方式，解決了農村發展中的很多問題，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吸取。但通過對他們實際運作的考察，它的內部有不少缺陷和問題。它有鄉土社會中好的和不好的東西，在權力結構的運作中，資本勢力，甚至黑社會勢力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涉農資金被用于參與新農協的競選。因村社分開，多頭治農，資金使用效益很差。我們應該可以依托自己的政治優勢，創造一個超越臺灣的農業發展模式。

潘維認為，蒲韓聯合社經驗很成功，很有價值。但從另一面看，政府花了那么多錢支農，是不是一定要非政府組織來幫助恢復農村組織？共產黨有近9000萬黨員，黨員有義務為貫徹黨的政治目標奮斗。組織人民應該是共產黨員的本分和責任，而不僅僅是交黨費。組織社會是執政者最重要、最根本的職責和權力。今天農村社會管理空白，宗教勢力、黑社會勢力有蔓延的趨勢，等他們取代了你，就來不及了。

農村集體經濟的根基：土地集體所有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種生產關系，堅持了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倡導的“耕者有其田”思想。徐祥臨認為，農業總是不斷有新生勞動力參加進來，老的勞動力要退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可以使新生勞動力平等地、無成本地進入農業生產，種地的人不用給不種地的土地所有者付地租。而在土地私有制下，必然出現土地占有和收益不平等的情況。這一生產關系在人民公社時得到典型的體現。但在當時統一經營的體制下農民缺乏積極性，所以改革開放后推行大包干。能夠減輕大包干的負面效果的，就是集體統一經營的部分。實力較強的村或依靠集體土地獲得地租收入，集體企業經營收入也包含部分集體土地的租金收入，為農民共享。所以共產黨領導農民走集體經濟道路，實現了土地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利益的統一。

耕者有其田，是我們社會的基本的道義所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其基本的制度保證。潘維認為，如果農民只能當農民工被雇傭，除了出賣勞動力啥都沒有了，我們的社會就完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不能剝奪集體的土地所有權。

政策建議

及早籌劃三輪土地承包辦法

智廣俊建議，土地二輪承包到期后，承包地收回集體，重新決定生產經營模式。可以把土地全部發包、繼續分田到戶，可以租賃，也可以辦合作社，多種形式。但是要保證：（1）土地屬于集體；（2）具體辦法由村民自己決定。如果有人離開，他的土地留在村里，分給貧困戶就夠他生活，就不存在貧困戶了。現在一個村兩三千畝地，三五個人就可以種。這樣農村的許多問題，包括扶貧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憲法規定的，而村集體的事應該由村民民主自主決定。

賀雪峰建議：（1）第三輪土地承包，讓村級留10%-20%的機動地。土地承包費是透明的，不易做手腳，但村組織有了這點收入可以做很多事情。（2）給集體調整土地的權力。這不僅能給種地的農民解決有地種保底的問題，也為村級組織組織合作社的工作空間。

給基層選擇權，多種形式發展集體經濟

何平說，聯產承包制開始實行時，只規定土地由農戶自己經營；但到后來，對一些細節問題，比如承包期、承包費等，由全國統一規定。有些辦法可能適合于北方但不適合于南方，適合平原但不適合山區，甚至適合這個村不適合那個村。要給基層自主選擇的權利。

徐祥臨說，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高招，要尊重農民的選擇。有了基本的制度設計，各地方可以根據本地的情況決定具體的模式，可以內容豐富，模式多樣。

有的行政村太大，可以恢復自然村的基礎作用，人數少容易組織，也容易發揚民主。廣東清遠將試點土地所有權下移到村民組（原生產隊），行政村和村民組之間厘清產權，村民組一般是幾十戶，統分結合的具體辦法、包括承包期都由村民自主討論決定，集體經濟馬上就起來了。鄉干部下來主要工作是監督集體承包費的使用是否合理。

另一方面，供銷社組織可以跨三五個鄉，發揮全國的供銷社系統。可以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組織人民要有不同層次，同時有經濟、政治、社會的綜合性功能。

組織建設要重視從基層選拔干部

周春光認為，要重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構建農村社區共同體。干部的任用，應該重視從農村摔打出來的優秀干部中選拔。現在強調從大學生中招考公務員，他們缺乏實踐經驗。基層鄉鎮的問題是很具體的，從學校門直接進領導機關，面對實際問題不會處理，往往不如土生土長的干部。我們的用人導向，應該重視基層的鍛煉，理論和實踐結合。

將國家支農投入產權化，壯大公有制實力

國家對農村的各種支持，比如說國家出資建設的基礎設施、扶貧資金等，可以把它產權化，變成國家對集體的投入，加入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例如中央支持的扶貧資金，可以成規模投入、整村推進，同時要求農民每戶入股，組成資金互助社。這樣既激活農民參與合作社的積極性，也能支付組織成本，事情才能做得成。

又如國家投資的農村道路和水渠，如果缺乏維修很快就會損壞。如果在基層找不到承接這些公共投資的載體，不僅投資效益極低，而且國家資產得不到維護，甚至被私人占有。這部分資產應該用于支持農村基層建設和加強集體經濟。龐大的投入，只要方向調整，就會達到一石多鳥的效果。

將來農村的集體所有制，應該是集體資產加國家資產，包括公共設施、土地收益中的超級地租部分。把它量化成國家的投入。國家力量增長之后，逐步幫助農村加大這部分資產。

（作者：經濟導刊編輯部，本文是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穩步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研討會綜述。高梁執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