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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重慶市委大院，“重慶談判”舊址德安里101號內，中外學者從一張照片前走過。照片上，赴渝進行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在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接見了美國飛虎隊的三名青年士兵。臨別時，三名士兵問：“我們應該如何幫助中國？”毛澤東說：“你們將自己在中國所見到聽到的一切，回去告訴美國人民。”——這大概是最早期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之一。

與會代表參觀重慶市委大院，“重慶談判”舊址德安里101號。（圖片來自中國網記者郭曉紅）

當時，大概誰都沒有料想到，70多年后，這個歷史交疊的城市會迎來50個國家的70多個政黨和政黨組織成員、逾300名中外政商學界人士。只是這一次，問題成了：世界需要中國怎樣的幫助？在經濟低迷、民粹興起、恐怖主義抬頭的歷史十字路口，中國開出一劑“全球經濟治理”的苦口良藥。

重慶答案

從10月13日開始的3天會期里，恐怕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地方像重慶渝中區的這個會場內，那么密集地聽到“中國”、“中國經濟”、“中國共產黨”這幾個關鍵詞。“2016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突破了前兩年的與會人數紀錄、跳出了聚焦中國、聚焦黨建的議題，也一反過去在首都召開的傳統。

恐怕不會有第二個地方像重慶渝中區的這個會場內，那么密集地聽到“中國”、“中國經濟”、“中國共產黨”這幾個關鍵詞。

盡管大家都會問“為何選址重慶”，但問題的答案不言而喻。這幾天里，一組數據在不同人口中反復出現：2015年實現GDP1.57萬億元，同比增長11%，增速全國第一。今年上半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8082億元，同比增長10.8%。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089億元，同比增長12.5%。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04億元，同比增長12.9%。不僅“數字”漂亮，重慶從無到有集群式發展筆電產業，為全球制造三分之一的筆記本的成績；五大功能區劃分，不以單一標準衡量區域發展的理念；激活渝新歐專列，打通沿線6國關檢環節，提速內陸開放的創舉……這些成功案例同樣引人矚目。

大家都感興趣，這些是怎么做到的？分享經驗，重慶稱得上慷慨，“對話會”期間，重慶市委書記、副書記、市長、副市長等高層領導，分別在不同場合為與會嘉賓答疑解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對于中共的選賢任能制度，重慶的答案是，干部從企業高層下到地方工作，有大視野也有對社會底層的感性認識。對于外界爭議的綠色發展，重慶也針對性地介紹了五大功能區中“資源”和“環境”區塊的發展宗旨。即便是面對“重慶精神”這樣的感性話題，重慶方面也頗為巧妙地以“古巴國精神”做答。

其中，在回復非洲代表“中共如何建立起這么強有力的政黨？”的問題時，答復之誠懇讓在座的香港中文大王紹光教授都露出吃驚的神色。“我和我的同事都有種誠惶誠恐，很怕自己干得不好被人民推翻，這種恐慌是一種動力。”市委副書記張國清補充，這種危機意識有一個前提，“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有充分的自信”。

在閉幕式上，“恐慌感”和“自信感”被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引為“中共成功的秘訣”。而當我們和丹麥哥本哈根尚學院的柏思德教授交談時，他并不太吃驚。參加過去年“對話會”的他，從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口中聽到過類似的論述——或許外國學者不都能理解，不同場合不同級別官員的默契和坦白，其中有著多少自信。

中國信心

除卻重慶的個例，更多真知灼見在會場內外碰撞出火花，在政商學界人士口中，無意中描摹出了中國的“全球治理觀”。

針對“全球化令發達國家1%的少數人和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級受益，讓發達國家的中下層是受損”的觀點。林毅夫教授做出了有力駁斥。在他看來，發達國家的兩極分化首先來自于所謂的金融創新，這導致華爾街金融家以1%的群體數量，占有比重過高的財富。第二個原因則是科技創新。硅谷的創業企業家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積聚了巨大財富。而對發達國家的低收入群體，全球化令生活必需品價格低廉，讓他們擁有了過去無法想象的產品。因此，他認為，發達國家將兩極分化歸罪于全球化，“是看對了問題，找錯了原因，由此提出的治理方案，一定對低收入群體不好。”

在回答“西方經濟是否在復蘇”的問題時，重慶市長黃奇帆直言不諱：“不看好”。他指出，過去8年里，以美國為主的各經濟體，主要的調控措施只有貨幣寬松。“這種總需求放水的調控政策，只能把現在的危機推向未來，一個危機解決了，又引發更大的潛在危機，或者把自己的危機推向別人，以鄰為壑。”真正的解決之道在于供給側改革，但這種改革要降成本、降稅收、降苦催、去僵尸企業。而做這些事情，往往是痛苦的，會在一段時間內失去選票。而在選舉政治下，能夠進行供給側改革的政黨少之又少。“現在看不到有這種魄力的西方政黨或者國家，所以我對歐洲或者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經濟，真不怎么看好，要向誰學習呢？向中國共產黨、向中國學習。”

重慶市長黃奇帆（資料圖）

相對于上面兩位的鋒芒畢露，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起濤的發言透著中國產業工作者的耿直。作為大型國有基建企業，中交建有著“中國最大的港口設計及建設企業”、“世界第一疏浚企業”、“全球最大的集裝箱起重機制造商”、“中國最大的國際工程承包商”等等頭銜。

“我從事比較傳統的產業，只知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首先要解決發展的問題，解決老百姓的就業問題，解決大家生活怎么好起來的問題。”在回應現場有關密松電站和斯里蘭卡港口項目擱置的質疑時，他回答“反對黨上臺后，有不同的認識和評估的過程。但是（我們）堅信一點，只要我們在從事這個項目的選擇和發展過程中，（堅持）共建、共贏、共享，真正做到了項目的價值，那么不管哪一個政黨上臺，對民生發展帶來好處的事，不管怎么討論，最終也會成功的。我堅信這一點”。

世界的十字路口

當然，“對話會”不只聚焦在中國身上。在采訪室內，來自丹麥、德國、法國、波蘭、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泰國、墨西哥、南非等國家的學者政要接受了記者們的提問。話題之多，讓媒體很難為所有人設計出“通用”的問題。

當發達國家談論西方的話語霸權、或是英國脫歐、美國大選這樣的宏達議題時，發展中國家考慮的是如何平衡礦業和傳統農畜牧業、如何建設基礎設施對抗自然災害。在不同代表的采訪表現中，也可以察覺各國國情的不同，西方國家的學者或多或少有些驕傲，措辭更為模糊，非洲國家代表則直言不諱得多，而少數東南亞國家代表則堅持提前準備好問題答案，照本宣科。

不同國家間的交流并不容易，納米比亞人組黨總書記南戈洛·姆奔巴的話很有代表性，他表示，“大國會有一些宏大的設想，而小國也會有宏偉的目標。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溝通必須坦誠、直截了當。我們不希望與那些高談闊論只有空洞理念的國家交往，希望大家能夠集中精力，共謀發展。”

即便是共謀發展，在新的經濟形勢下，也已經有了不同于過去的內涵。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黨總書記格維德·曼塔謝在采訪中坦言“非洲過去幾十年都依賴援助維持，現在，沒有任何一個非洲國家，對僅僅得到援助會感到滿意，我們希望可以建立真正的本國經濟體系……原材料出口對我們來說已經不夠了，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公司能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內精煉礦產，在出口之前得到更高的附加值，同時還能創造很多就業。”

重慶城市規劃館內，與會代表對重慶談判主題館內的塑像舉起攝像機。

會場內外，像是個濃縮的世界，不僅有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政治體制國家間的博弈和交融，也有話語體系的競爭。在不同場合，我們不止一次聽到來自中國企業界、政治界的人士說出這樣的句式：這個問題是西方輿論普遍關注的，在這里我們要作出說明……

會議間歇，我們和主辦方中聯部的工作人員聊到籌辦會議的過程，他們說，媒體一直問我們要細節要細節。其實我們“對話會”，從小規模到大規模，人數上突破，力求對媒體更加開放，努力把我們黨際交往的資源用好，這些已經是細節。是啊，媒體想要的干貨、犀利、乃至想搞的“大新聞”不一定就“高級”，這場“對話會”背后的姿態，已經足夠玩味。

回想在開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云山在致辭中提到：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每當社會發展的航船遇到了風雨和迷霧，負責任有擔當的政黨總會站出來為人們導航。當前全球經濟治理處在關鍵的十字路口，尤其需要政黨能夠登高望遠，也以世界眼光和政治勇氣加強對民眾的引領，幫助人們正確認識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大勢，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這句話現在來看，余音繞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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