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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和臺灣經濟波動的小環境，給民進黨執政帶來了巨大的障礙。目前，美歐市場大幅萎縮，臺灣的外向型經濟正在因失去國際市場而萎縮。劇烈的經濟波動導致臺灣很多企業的經營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由于對下一年度缺乏穩定、可靠的增長預期，很多企業在投資、薪酬、研發等方面都無法做出可持續的安排。因此，就業不穩、薪資停滯、發展空間壓縮等問題接踵而至。而且，今后幾年，臺灣將進入嚴重的“少子化”和“老齡化”時期，大學倒閉、經濟動力匱乏等后果將會浮現。沒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微觀的企業經營和就業問題只會惡化，不會好轉，而蔡英文一再描繪的美好的經濟創新圖景只會成為泡影。

在經濟發展問題上，兩岸緊密的經貿關系如果因蔡英文對兩岸關系的政治主張而得不到維系和發展的話，那么臺灣經濟發展將失去可靠的動力來源。十多年來，臺灣對大陸的投資占對外投資的比重保持在60%以上（參見圖2）。而且，根據我們的最新實證研究，臺灣對大陸投資對其GDP增長的拉動率是貢獻最大的，其次是對大陸的出口（參見蔡世峰、鄭振清：《兩岸經濟合作對臺灣經濟增長與波動的影響——基于廣義脈沖響應函數之實證分析》，《臺灣研究》，2016年第2期）。

圖2：1996-2014臺灣對大陸投資占對外投資百分比（%）（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再次，亞太貿易自由化浪潮洶涌澎湃，對臺灣構成嚴峻挑戰。韓國、東盟國家的出口商品與臺灣的出口商品同質化極高，中國-東盟FTA和中國-韓國FTA生效后，對臺灣出口大陸構成直接挑戰，將使臺灣經濟狀況雪上加霜。2010年，中國-東盟FTA的簽署迫使馬英九當局加快與大陸簽訂ECFA，2013年以來中韓FTA的談判進程使得馬英九當局再次感受到壓力，因此兩岸簽訂服貿協議。不過，由于“太陽花學運”的沖擊，兩岸服貿被擱置起來，貨貿協議的談判也受到影響。如此一來，臺灣錯失了巨大的機遇，目前中韓FTA已經生效，中澳FTA已經簽署，臺灣商品在大陸的競爭優勢一再流失。今后，如果兩岸關系處理不好，臺灣參與亞太經濟一體化的空間只會縮小，不會擴大。更不用說，如果在激烈的經濟競爭下，由于政治原因而失去大陸廣闊的市場，是臺灣對外貿易“自殺性”的表現。

馬英九和國民黨的政治浮沉是臺灣經濟社會變遷之下一個政治周期的結束。現在，蔡英文和民進黨面臨新的政治周期，美好理念還未得到檢驗，新的挑戰就已經浮現：更有挑戰性的兩岸關系，更加激烈的國際貿易競爭，更加嚴峻的經濟發展問題，更加脆弱的社會心態，以及不可預測的政治領導力。在這個新的政治周期里，臺灣民眾會用更加嚴格的標準來審視施政效果。

三、臺灣政治周期下的“顯性臺獨”與“隱性臺獨”

臺灣大選過后，大陸若干退休將領提出“武統論”和大陸大批網民發起的“帝吧出征臺獨Facebook”是相輔相成的，反映出大陸民意的變化，亦即在強國心態下政治自信和國家統一情懷。不過，迄今為止，武統論基本上是一種應急式、懲罰性的決戰思維，它并不考慮兩岸關系幾十年來積累起來的政治經濟基礎，也沒有全 面考慮兩岸所處的復雜外部大國關系和周邊地緣政治環境。武統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于威懾和制止各種“顯性臺獨”，但難以對付“隱性臺獨”問題。

“顯性臺獨”包括并且不局限于如下內容：以所謂“宣告獨立”、“制定新憲”、“憲政改造”、“公民投票”等政治法律形式進行“國號正名”、更改“固有疆域”、“兩國論”或“一中一臺論”入憲等行徑，以及通過各種政治、軍事活動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制造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但是，武統論很難有效對付“隱性臺獨”問題。這里所說的“隱性臺獨”是指以各種教育、文化、藝術、社會傳播、公共政策和涉外交往推行增強“臺灣國家意識”、凸顯“國家主權”、強化“臺灣主體性”并與大陸進行政治區隔等活動。對臺使用武力固然可以遏制“顯性臺獨”行徑，但長期看難以解決臺灣民眾對大陸的認同疏離問題和敵對意識，這些正好是“隱性臺獨”的社會心理基礎。根據臺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多年跟蹤式民調數據，在臺灣民眾的認同趨勢分布中，“臺灣人認同”第一次超過“中國人認同”即發生在1995年大陸在臺海試射導彈之后。今天，除非對臺實行軍事占領后再把中國共產黨嚴密的組織體系搬到臺灣，否則要強行改造一個成熟的、發達的現代民主社會，無異于天方夜譚。

綜合各方面信息判斷，蔡英文上臺后更可能走的是“隱性臺獨”道路而非“顯性臺獨”。蔡英文當然不是馬英九，沒有“振興中華民族”、“中興中華民國”的信念，但是她也不是陳水扁，不敢大搞“法理臺獨”、“烽火外交”等沖突政策。在陳水扁任內，她當年的政務官生涯是“中華民國”體制內的保守派和理智派。民進黨在野時期，她作為黨主席試圖在強化“臺灣主體性”和保障“國家安全”的論述脈絡里，尋求與大陸“政經分離”，即只要臺灣的經濟利益，不談兩岸交流的政治基礎和政治愿景，并且以民主決策、自由選擇、透明決策、公平分配等訴求挑戰馬英九的大陸政策。

考慮到蔡英文和民進黨推動“隱性臺獨”的復雜前景，也考慮到兩岸關系多年來積累的各種政治經濟資源，應急式的武統論可以保持對“顯性臺獨”的威懾力，但不足以對付陰柔的“隱性臺獨”，也不利于繼續積累兩岸和平統一的政經資源和社會基礎。務實且可行之策，乃是通過引進新的政治干預、加強對臺經濟社會政策吸納、逐步構建兩岸安全共同體等方式克服和平發展戰略的局限性，繼續把握兩岸關系的主動權和主導權。

蔡英文當選后，她本人的“隱性臺獨”作風，民進黨部分精英對“臺獨神主牌”的供奉，以及時代力量黨和獨派社團的激進“臺獨”言行，勢必造成兩岸關系的不穩定，引發臺灣發展前景的不確定性，從而造就了蔡英文執政的困境。這種不穩定的兩岸形勢，與八年前馬英九當選的情形相比有天壤之別。因此，兩岸關系前景并不明朗，變數很多，蔡英文依舊面臨臺灣政治周期逆轉之危險。

余論

民主政治不確定，分化社會無共識，這兩條是現代公共政策執行的難關。大陸對臺政策雖然還算不上完整意義的公共政策，但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臺灣政治發展的這兩條邏輯。今天，臺灣的社會分化和政黨輪替成為大陸對臺政策繼續發展的激勵因素，未來政策改進的著眼點應更有針對性和前瞻性，在堅決反“臺獨”的基礎上推行讓臺灣民眾“有感”的政治干預，擴大對臺灣新世代的政策吸納，全面布局構建兩岸安全共同體等。相信隨著中國大陸全面崛起背景下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和經濟發展溢出效應的擴大，臺灣將更深入地融進大陸發展、改革與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在這個過程中，兩岸加深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開展政治協商，共同締造統一的新國家，將是水到渠成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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