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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月以哈沖突爆發以來，中東地區再次成為全球焦點。這輪沖突不僅發生在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也發生在各國親以色列和親巴勒斯坦的力量之間。

近期在互聯網上被熱議的一個話題是，由于社交媒體的多元化（例如TikTok的廣泛使用），西方精英控制輿論的“神話”被打破。例如，以哈沖突之初，西方主流媒體按照慣例支持以色列。然而，慣用的輿情控制手法沒能限制住多元短視頻平臺將真相帶到民眾的面前，大量西方民眾都在譴責以色列對平民的攻擊，揭開了西方媒體精英的虛偽與雙標。

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專訪了鄭永年教授。

【受訪者/鄭永年】

社交媒體只是工具，有效性取決于如何使用

大灣區評論：隨著TikTok這樣的并非完全由美國掌控的新興互聯網平臺的崛起，西方精英對輿情的控制力是否已經開始變得虛弱乏力了呢？如果中國能憑借TikTok沖破西方輿情的封鎖，是否會引起西方對TikTok更進一步打壓和封殺？

鄭永年：這種結論顯然太過簡單化。在俄烏沖突之前，TikTok就已經是歐美最大的短視頻平臺。但在俄烏沖突期間，TikTok卻并沒有在歐美民間將大量包括中國在內的反戰國家呼吁和平的主流聲音有效地呈現出來，也無法影響西方對俄羅斯的極限輿情戰。所有社交媒體都只是工具，它們的有效性取決于如何使用。

TikTok是當前最為主流的大眾短視頻平臺，并不完全受西方資本和政治精英的直接掌控。它的確有效地引導巴勒斯坦的輿情，但同時也因為沒有刪除相關視頻而承受了來自美國政治勢力的壓力。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其它幾個受親以色列資本和政治勢力影響或掌控的互聯網平臺，也出現了大量的親巴勒斯坦或反以色列資本的內容。

時政輿情行業內有一個較為明確的判斷，即便TikTok實施和Facebook等互聯網平臺同等強度的刪帖與遏制的手段，整個西方民間依然會出現親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輿情。類似當年美國建制派權貴聯合打壓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情況——“封殺”特朗普的社交媒體賬號，但支持特朗普的輿情依然沒有根本上的轉變。

在本次以哈沖突的輿情戰中，美國親以色列資本和政治精英對輿情操控失敗。其原因是相對于親以色列精英所控制的傳統輿情力量，親巴勒斯坦與反以色列的輿情力量在互聯網時代的西方輿情體系里占據了較大的優勢。只是這種優勢在傳統的輿情視角下，被很多人低估了。

10月16日，在加沙地帶南部城市汗尤尼斯，人們從遭以色列空襲損毀的建筑廢墟前走過。（圖/新華社）

在當下的輿情戰中，互聯網平臺上信息源本身及其數量在用戶心中的信任度是具有決定性的?；ヂ摼W平臺只有間接的掌控權和有限的限制力。在傳統媒體時代，大型傳媒機構壟斷信息源，誰控制了為數不多的大型傳媒，誰就掌控了民眾幾乎所有可見的信息源。而在互聯網自媒體時代，網絡平臺將此權利讓渡給了平臺上每一個可以發布信息的傳媒機構、網紅群體，甚至是普通個人。

在時政輿情領域，每一個可以被影響和調動的可發布或傳播信息的賬號統稱為信息源。輿情戰中，發布偏向某一方內容的信息源數量越多，信息源的分布越廣，同等條件下這一方的輿情優勢就越大，互聯網平臺遏制起來就越困難。

另一方面，網絡信息的最大特點是真假難辨。如果要想鑒別信息的真偽，即便是專業人員都需要付出極高的成本。因此，民眾對信息源的信任度就成為另一個決定輿情戰勝負的重要維度。

經驗地看，普通民眾對于信息源的信任度一般分成四個級別：第一，民眾直接認識并且信賴的親友的賬號，占據信任度的最高位（民眾親友發布的一手信息往往被等同于真實本身）；第二，如民眾關注和信任的政客、意見領袖（民間俗稱網紅）等賬號發布或者轉發的信息；第三，民眾關注或者熟悉的傳統媒體和相關賬號發布的信息；第四，信任度排名最低的是用戶關注度低的賬號所發布的信息，或由平臺的推送機制推到用戶面前的自由信息。

本次輿情戰中，西方民眾中存在大量的親巴勒斯坦人群和反對支持以色列財閥的人群。因此，親巴勒斯坦和反親以色列財閥的輿情勢力，在信息源數量和信任度上完勝支持以色列的輿情勢力。

在過去10多年間，中東移民和穆斯林人群在歐洲和北美洲中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長，促使西方民間親巴勒斯坦的社交媒體賬號數量巨增。尤其在整個歐洲，穆斯林的人數是快速增長的。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表明，截至2021年，法國、德國、英國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在6%至9%之間。在歐洲，15歲以下的穆斯林占比為27%左右。如果只統計歐洲人口百萬以上的大城市，這個比例將會更高。2021年，在比利時港口城市安特衛普，穆斯林占小學兒童的近半數，布魯塞爾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

這些中東人群或穆斯林人群成了西方民眾中天量的信息源，相比于猶太裔族群，其數量占絕對優勢。這些群體很容易通過社群、人脈、對故鄉相關的網紅等各類渠道，瀏覽到大量的巴勒斯坦民眾的悲慘圖片和視頻。同時，這些親巴勒斯坦的人群也能直接接觸到大量西方的普通民眾。他們直接發布、轉發或者通過互動散播的信息，能夠有效地在西方基層民眾間傳播開來，讓西方的普通民眾看到、感受到，并且相信巴勒斯坦人的悲慘遭遇。

面對這種天量的信息源，支持以色列的資本通過各種手段對互聯網巨頭進行了施壓，并企圖在公共輿情上對反以色列勢力和親巴勒斯坦勢力進行扼殺。但由于互聯網輿情的特性，這種遏制難以奏效。這類信息在實施了大量刪帖的互聯網平臺也有程度不同但足夠廣泛的傳播，大家從歐美民間聲勢浩大的游行中可想而知。

10月21日，在美國芝加哥，人們參加聲援巴勒斯坦的游行。（圖/新華社）

針對每一個具體的用戶，互聯網平臺能完全掌控的信息源，其實只有信任度最低的自由信息部分。用戶和自己通訊錄里的親友聯系，很難受到平臺的限制，除非平臺大面積封禁普通民眾的信息交流內容。至今沒有任何一個互聯網平臺會針對自己的用戶啟動大面積的交流限制，因為這對互聯網平臺來講等同于“自殺”。

平臺對信息控制的日常操作相對有限。當大量需要限制的信息出現時，傳播這類信息的賬號數量（信息源）也突破了相關極限，互聯網平臺的控制力就會顯得極為蒼白。在本次針對巴以沖突的輿情戰中，力挺巴勒斯坦的信息源數量，就被認為是突破了一個平臺可以扼殺的極限。

作為對比，俄羅斯裔人群在西歐、北歐以及北美各國的總人數約為法國一個國家的穆斯林人群的十分之一。因此，親俄羅斯的輿情在西方社會缺乏信息源，不占客觀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