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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鄭永年】

我對未來十年趨勢判斷

今天的全球范圍內，幾乎沒有一個經濟體是沒有問題的，大多數經濟體都面臨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因為世界市場的不景氣，那些出口導向的經濟體都面臨著更大的問題。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全球經濟的高增長是非常態的，只發生在少數幾個階段的少數國家，而低增長甚至滯脹則是常態，具有普遍性。

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經濟發展，必須依靠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傳統的投資、貿易、消費“三駕馬車”已經很難再拉動經濟增長，需提出新的“三駕馬車”：政府投入基礎科研，企業進行技術應用創新，金融機構提供風險投資支持。

現在說房地產出現問題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高峰已經過去了，不用說農村，光是城市，人均居住面積就達到了40多平米，放在世界也是相當高的了。房地產實際上也已經飽和了，想讓房地產再成為中國的經濟支柱，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長期依靠房地產而成為發達經濟體。但是還要再加一句，我們只能說數量型擴張的房地產已經到了終點，高質量的房地產還沒有開始，這才是我們未來必須要做的。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包括消費社會也是一樣的，消費的增長完全依靠中產階層的擴大，中產社會跟消費社會基本上是同一個詞，能可持續消費的就是中產。盡管我們有4億中產了，但是占全體人口比只有不到30%。從亞洲四小龍看的話，它必須超過50%，甚至達到65%到70%才能被稱為中產社會。所以我們的中產增長空間還是很大的，如果到2035年有七八億中產的話，才是一個真正的中產社會。

“有恒產者有恒心”，中等收入群體有財產，要保護自己，因此內化出法治意識。除此之外，中產階層的壯大還有利于生態環境改善，社會秩序穩定，因為這都觸及他們的切身需求。所以在空間還有余量的情況下，我們提倡共同富裕。

美國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增長是有的，但是它的增長是排他性的增長，少部分人越來越富裕了，大部分人沒有分享到發展成果，反而成為受害者，尤其是美國中產階級的縮小。所以我覺得從政策層面我們已經意識到要培養中產多么重要。

浙江現在是共同富裕的示范區，有三條：第一，上不封頂，鼓勵企業家賺得越多越好，發財致富是光榮的；第二，要保底，把社會的底層保護好，因為社會是資本、政治、社會這三塊里面最脆弱的一塊；第三，要擴中，把中產階級擴大。

我建議還是要通過改革開放創新，把我們的潛力發揮出來。一句話，改革開放創新是對唱衰中國經濟最有效的回應，也是保障“下一個中國在中國”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實際上我們缺乏的是如何把這些轉化成行動，只有通過行動才能通向未來。

新形勢下中國如何應對

我們把這個時代稱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際上從某些方面來看，不僅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甚至可以說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的最大的變局。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怎么做？用平常話來說，我們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了，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也從方方面面表現出我們的韌性。

面對新形勢，我們更要講好中國故事，為什么？就是為了讓其他國家承認中國的崛起，接受中國的崛起，跟中國分享共同的發展成果，這個非常重要。我們一直說國際社會有硬力量軟力量，光有一個硬力量，沒有軟力量，人家就把你的硬力量稱為威脅。那么軟力量的標志是什么？第一，愿意來讀懂中國；第二，能夠了解中國；第三，接受中國；第四，不僅接受了中國，還向其他人傳播中國的理念，傳播中國的實踐經驗。

中國有幾千年不中斷的文明，近代以來有成功的革命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有成功的建設經驗。1980年代初，中國人均GDP不到300美元，去年達到近13000美元；以前還沒有中產階層，我們現在有4億中產；更重要的是，我們過去40年讓8億多人口脫貧，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后，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07、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有30%以上。所有這些數據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是奇跡。

更具體地說，中國的另一種制度選擇的故事就是要講好三個“可持續”，即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可持續穩定、政治有可持續的支撐和領導。從制度入手來敘述三個“可持續”，基本就可以把中國的另一種制度選擇講好、講清楚，從而把中國的經驗轉化為基于概念和理論的“軟實力”。

另外，我非常贊同一句話：“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所以我們要看到這個世界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如何來重塑甚至重建國際秩序是我們所要考慮的。那么主要是明確我們要做的兩件事情：

第一，我們如何還能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甚至說永遠維持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

第二，我們如何在保證國際環境的前提下，推進中國共產黨二十大所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來保證我們2035年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