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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永年】

舊國際秩序的崩壞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二戰以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已經搖搖欲墜了。舊的秩序在迅速瓦解，強人政治在世界大國間再度流行起來，各國野心勃勃，虎視眈眈，希冀在舊秩序的廢墟上尋找一切機會，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區域秩序乃至國際秩序。

俄羅斯的普京總統就是其中一個強人。孱弱的國際秩序遭遇強人領導的大國政治，結果就是戰略力量的重組和碰撞。當然，舊秩序的倒塌并不意味著新秩序的確立。經驗地看，所有國際秩序的倒塌或者重新確立的背后都是血與火、暴力與戰爭。

俄羅斯很多年來一直在千方百計地拉攏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東部地區。這一次，普京為了尋求安全感，極地反擊，把目光擴大到整個烏克蘭，在未來誕生一個“小蘇聯”不是不可能了。出現這種情況當然與北約東擴在戰略上對俄羅斯步步緊逼有著必然關系。

美國西方把此歸結為普京本人的不安全，但這是對普京和俄羅斯民族的不理解甚至妖魔化。北約制造的是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極度不安全。美國資深外交家喬治·凱南在北約開始東擴的時候就早已經預見了這場戰爭。

1998年5月2日，美國參議院正式批準了北約擴張計劃，《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給凱南打電話采訪他。凱南是美國成功遏制蘇聯政策的設計師，1926年開始在國務院工作，1952年出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被視為美國最厲害的俄羅斯問題專家。當94歲的凱南問到他對北約擴張的看法時，他回答如下：

“我認為這是一場新冷戰的開端。北約一旦擴張，俄羅斯將會逐步做出對美國相當不利的反應。我認為北約擴張是個可悲的錯誤，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這種擴張會讓我國的制憲元勛們九泉之下不得安寧。

我們已簽署了同意保護一大批國家的協議，盡管我們既沒有資源，也不打算以任何認真的方式這樣做。（北約擴張）只不過是對外交事務沒有真正興趣的參議院的愚蠢舉動。讓我不安的是，整個參議院對這件事情的辯論如此膚淺無知。尤其讓我不安的是把俄羅斯說成是一個極想攻擊西歐的國家。

人們難道不明白嗎？我們在冷戰時期反對的是蘇維埃共產主義政權。而現在我們正在背棄的，正是那些發動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不流血革命、推翻了蘇維埃政權的人。而且，俄羅斯的民主制度與我們剛剛簽了協議要保護的那些國家的一樣先進，如果不是更先進的話。俄羅斯當然會對北約擴張做出不好的反應，然后（主張北約擴張的人）會說，我們一直對你們說，俄羅斯人就是這樣，但這真的不對。”

今天所發生的情況正是凱南所預見的。如果說北約擴張是無知無畏政客們的決定，那么今天美國政客們對普京的“無奈”也可以理解了。可以說，他們是眼睜睜地望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不過，烏克蘭今天的局面不僅僅是美（北約）和俄羅斯兩大國互動的結果，烏克蘭本身也扮演了一個角色，甚至是關鍵角色。歷史上，無論是帝國時代還是主權國家時代，小國必須在大國之間的夾縫中生存，因此必須擁有具有高超政治算計能力的政治家和高超的外交才能。但所有這一切離今天的烏克蘭實在太遙遠了。

第一，天真的政治人物幻想著依靠美國和北約的力量以求得自己的安全。獨立以來，烏克蘭的不安全感是確實的，但烏克蘭的安全感只能在俄羅斯和北約之間來實現。烏克蘭領導人沒有這樣做，相反他們想通過“引狼入室”的方式來求得安全。

但問題在于，一旦烏克蘭“引狼入室”，那么俄羅斯就沒有安全感了。一旦當大國俄羅斯感到不安全了，小國烏克蘭必然成為自身行為的犧牲品。大國的這種行為在帝國時代司空見慣。近代以來，基于民族主權國家的國際體系在理論上說是要保護小國的。但是，這僅僅是理想，并沒有出現在實踐之中。

第二，知識分子的烏托邦化。冷戰結束之后，全國各國掀起了一波“民族建構”浪潮。史學家安德遜的《想象共同體》名噪一時，很多知識分子幻想著用一些世俗價值觀，例如“民主”“自由”和“人權”來構建“新民族”，并且在這個過程之中往往妖魔化原來自己所屬民族。烏克蘭的知識分子亦然。他們幻想著只要和自己具有同樣價值觀的西方站在一起，他們就有了安全感。但現實是殘酷的，這種道德勇氣很難轉化成為現實。

第三，精明政治家的消失。對小國來說，外交是生死問題，不是兒戲。但在民粹主義時代，越來越多的“政治局外人”登上政治舞臺，執掌最高權力。這些人往往既無內政治理能力，更缺失國家所需要的在夾縫中生存的高超外交能力。除了挾持老百姓的能力，他們一無所長。結果往往把國家帶向災難。

無論如何，烏克蘭危機只是舊國際秩序解體的表象之一。北約和俄羅斯你來我往的行動模式，正好反映出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各國的行動邏輯，而它們的行動在效果上又反過來加劇了舊國際秩序的崩壞和新國際秩序的形成。

今天回過頭來看，1991年蘇聯解體的那一刻既意味著建立在冷戰兩極格局基礎之上的世界秩序瓦解，也意味著新秩序種子的萌芽。19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發表了其所謂的“歷史終結理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類最后一種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為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為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轟然倒塌，這一理論廣為流傳。

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英兩國主導確立了“自由世界秩序”。這個秩序形成的直接背景便是歐洲國家之間進行的一戰和二戰，這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甚至是西方文明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建立“自由世界秩序”的首要目標就是要確保以后不再出現導致一戰、二戰那樣的國際條件。但荒唐的是，這個“自由世界秩序”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的起點便是這個秩序的“全面勝利”，即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

盡管蘇聯和以其為核心的蘇聯集團的解體有其內部復雜的因素，但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勝利。這一判斷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內外部行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第一個表現就是就是美國帝國的擴張過度。帝國的擴張首先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蘇聯集團解體之后，美西方很快占據了蘇聯的地緣政治空間，尤其在東歐和中亞。俄羅斯的不安全自然是北約過度擴張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