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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秩序》等很多著述中，基辛格博士總是十分強調政治家在塑造世界秩序過程中的作用。盡管不同時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有不同的歷史背景，世界秩序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由具有大智慧的政治家塑造出來的。這些政治家能夠洞察現實世界，具有世界視野和遠見，動員現實存在著的各種要素（包括物質資源和思想資源）來造就世界秩序。在基辛格的眼中，近代的梅斯特爾和俾斯麥，當代的尼克松、鄧小平、李光耀等，都是這樣的具有非凡智慧的世界級領袖。沒有這些領袖的智慧，世界秩序難以形成，國際社會可能會陷入深刻的危機之中。

今天的世界秩序在各個方面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隨著地緣政治、全球化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技術的變革等因素的出現，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浪潮。這些新的趨勢又促使各國領袖更容易向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屈服，世界從而呈現出內部政治和外部政治交互惡化的情況，無論是內部政治和國際政治，都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世界急需具有智慧的世界級領袖。這個秩序是西方世界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的諸多規制是西方世界確立的。西方世界在各個方面也仍然領先世界，無論是在經濟方面還是軍事方面。但很不幸的是，至少就西方世界而言，我們缺少這樣的政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面臨的是一個庸人政治人物的時代。

剛剛在日本結束的G7（七國集團）會議，充分顯示了這個庸人政治人物時代的到來。站在世紀秩序建設的角度，這個會議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使人感到失望。

首先會議沒有了主題，或者被變換了主題。七國集團（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會議原本是這些主要工業國家會晤和討論政策的論壇，就是說要協調它們之間的經濟政策，從而穩定和推進世界經濟發展。不過，今年的會議實際上已經成為變相的安全會議，而涉及南中國海、朝鮮半島核危機和烏克蘭的克里米爾危機等問題。在協調經濟政策方面，會議并沒有出現什么好的想法。脫離經濟合作這個主題，今年倒不是第一次。早在蘇聯解體之后，七國集團會議就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地緣政治上。在1998年的會議上把俄羅斯吸納成為正式成員，成為G8（八國集團）；但2014年又把俄羅斯排擠出去，再次成為七國集團。這些變化都說明，七國集團已經沒有了主題。

其次，在沒有主題的情況下，集團會議越來越具有娛樂性，政治人物爭相向媒體和民眾表現自己的個性一面。主辦國也越來越傾向于滿足政治人物的表演欲望。

日本的私心過重

第三，在領袖個人層面，七國集團的表現更令人失望。在這次會議上，美國總統奧巴馬似乎成為日本首相安倍的“把玩物”，奧巴馬總統完全順著安倍首相所設定的主題進行。盡管在這個過程中，奧巴馬也是有個人“外交遺產”算盤的，但作為當今世界最強大國家的領袖，人們并沒有看到奧巴馬的任何世界觀。人們除了確信奧巴馬總統被安倍首相所綁架外，看不到美國這樣一個大國在世界經濟事務中所要扮演的角色。

安倍首相更是典型。日本的私心過重。有私心可以理解，但做得那樣容易被人看到，就很過頭了。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毫無止境地“綁架”了奧巴馬，挾持奧巴馬陷入安倍邏輯。

其二，轉移集團會議的經濟主題，把南中國海問題作為其中一個議程，重申安倍早先表述過的海上安全“法治三原則”，和平及以國際法解決海上爭端，以及尊重航行航空自由的承諾。安全問題不是不可以談，但絕對不是在這樣的場合。其它方面包括朝鮮核危機和譴責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半島。

其三，對世界形勢的錯誤判斷，表現在對安倍經濟學毫無理性的高估，和對新興經濟體的錯誤估計。近年來，日本的經濟持續低迷，沒有人會相信安倍經濟學是成功的。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萎縮，是少數幾個GDP在萎縮的主要經濟體。盡管另一個經濟體俄羅斯也在萎縮，但俄羅斯是因為處于西方的制裁之下。

再者，日本的經濟基礎例如人口老化、人口規模萎縮等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安倍不僅不去正視這些問題，反而強調要繼續推進安倍經濟學，并且更要推廣到全世界。同時，安倍對新興經濟體的嚴重“誤判”，這里尤其是中國經濟。安倍間接地把世界經濟不景氣的責任指向中國。在一個層面這是老調重彈，只是再次重述了世界上一些人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在另一個層面，表現了日本國內對中國經濟狀況的缺乏了解。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安倍都低估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不管怎樣，安倍的表述使人感覺到日本想再次成為大國的艱難。一個沒有任何國際視野的領袖，如何引導日本再次走向輝煌？

類似的現象并不僅僅表現在G7的首腦會議上，在發達國家的各個政治層面比比皆是。在官僚層面，情況更為糟糕。美國國防部長卡特最近的表現，處處明確把中國和俄羅斯視為美國的敵人，好像美國在隨時準備和中國、俄羅斯進行對抗戰。臺灣“國防部長”被問及“如果兩岸真的打起來，依照臺灣現在的兵力，可以支撐多久？”時回答，“我們要保衛2300萬人，會打到一兵一卒”。這些回答并沒有錯誤，但給人的感覺是這些部長們至多是一個“好士兵”，而不是具有眼光的戰略家。如果具有世界觀，那么至少需要思考如何避免世界的沖突和戰爭，而不會僅僅準備戰爭了。

盡管一些國家出現了具有智慧的領袖，他們卻被國家內部問題所拖累，并沒有精力來關切國際問題。即使出現一些智慧來解決國際問題，但一旦遇到國內問題，這些智慧就變得毫無價值了。這表現在默克爾處理難民問題上，從接受難民到拒絕難民輕而易舉。

民主領袖缺乏擔當

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世界范圍內，國際政治出現了幾個明顯的特點。第一，重大的國際會議（例如幾國集團會議）往往成為國家互相抱怨，或者抱怨那些沒有參加會議的國家的場合，大家是為了抱怨而來，而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來。七國集團盡管表明了內部的“團結”，但并沒有提出任何建設性意見。世界經濟的前途不是更明朗了，而是更具有不確定性了。第二，西方各國民粹主義崛起，各國領袖從來不好好做自身的檢討，而把責任推向其它國家，尤其是被它們視為是競爭者或者敵人的國家，例如中國和俄羅斯。

第三，更為嚴重的是，在民主國家，不負責任的政治家層出不窮。現在西方的政治家利用“民主”的機制，越來越不負責任。這尤其表現在使用“公投”這一機制上。“公投”表面上在強調民主和民意，但實際上“公投”是最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所能做的事情，也是最廉價的方法。“公投”所產生的后果不是政治人物所能承擔的，而仍然要全體民眾擔負。希臘搞公投，英國也搞公投，臺灣也要搞公投。說得簡單一些，“公投”只是政治人物把責任擔當推卸給民眾的最方便的工具。不過，荒唐的是，在“公投”之后，所有政治人物必須再次面對現實，來承擔責任。例如，年輕的希臘總理在“公投”之后，仍然要面對世界現實。

正是因為這個世界缺乏有政治智慧的政治人物，這個世界充滿了不安全。在發達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義勃興，包括美國的特朗普、法國國民陣線、右派的德國新選擇黨、英國工黨等都是這種現象的產物。特朗普等極端人物通過激進的反全球化等言論而崛起，被西方主流政治和既得利益視為是不可接受的。但人們需要問，這些激進政治人物為什么崛起？他們為什么能夠迷惑人民？為什么被人民所接受？道理很簡單。這些激進政治人物的崛起，并不是人民對這些政治人物的信任，而是對現存政治人物的失望。如果這個世界在既得政治利益手中變得越來越壞，管治越來越糟糕，為什么不可以讓其他的政治人物試一試呢？

這就是所謂的“時勢造英雄”。可以預見，隨著世界秩序危機的到來，各類英雄也會輩出。在不能忍受危機的時候，人們期盼英雄的出現。不過，這里也充滿著危險。英雄可以拯救世界，也可以毀滅世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政治人物也是危機的產物，在當時也被視為是英雄。現實地說，在今天的世界上，像一戰、二戰那樣的以武力改變世界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在核武世界，除非人們想同歸于盡，大規模的戰爭很難想象。同時，人們所說的“軟力量”或者“巧力量”也過于虛幻，難以幫助世界秩序的重建。

老牌國家在衰落，新興國家在崛起；老牌國家已經無力改善這個世界秩序，而新興國家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塑造新的國際秩序。因此，今天的這個世界舞臺錯綜復雜，眼花繚亂。各種力量在較量，暗流洶涌。不過，可以預見的是，能夠重建世界秩序的是那些具有遠見、有大格局和充滿政治智慧的政治家。這個時代需要這樣的政治家，而這個時代也為他們提供著機會。

——轉載自聯合早報2016年6月7日，經作者獨家授權發布，原標題為《政治智慧的衰落和國際秩序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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