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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這次法國暴亂，美國也是隔岸觀火甚至煽風點火。美國前官員威廉·沃爾夫批評法國的移民政策，認為“大規模移民+多元文化主義=國家自殺”。您是否贊同這種觀點？

鄭若麟：這與剛才那個問題，即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生活習俗的人是否能夠和睦共處，可以說是有著同一個答案；即從“政治正確”的角度出發，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但從社會現實出發，我們卻可能發現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盡管如此，美國今天也已經開始越來越嚴厲地控制外來移民。法國作為一個歷史上從來就是非移民國家，從六十年代迄今，由于經濟發展的需要、由于過去殖民歷史構成的負擔、由于人口生育下降造成了現實社會問題，外來移民正在成為法國新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這種背景下，如何看待“大規模移民＋多元文化主義”，已經確確實實涉及到法國國家能否繼續如今天這樣保持現有狀態生存下去的問題。法國白人會不會有朝一日成為少數民族？法國傳統基督教會不會成為一個少數人的宗教，而法國本身卻發展成一個伊斯蘭國家？這些僅僅在十幾年前還極端荒謬、愚蠢的問題，今天卻變得非常現實。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發展趨勢必將使法國政治趨于極端的動蕩不安，政治極端化傾向幾乎必不可免。法國是否會有朝一日選出一個極右翼的總統，導致法國走向極端反伊斯蘭、反外來移民的納粹式的國家，都在成為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們的研究課題。

觀察者網：除了種族特征，法國內政部長還透露，本次騷亂被抓捕者的平均年齡是17歲。近年來，法國社會“移三代”、“移四代”思想極端化、制造襲擊事件的個例越來越多。在融入法國社會方面，北非移民內部的代際變化有什么特點？

鄭若麟：我在法國生活、工作時期，老一代外來移民，也就是“移一代”，對法國還有一種感恩之情。因為他們的原住國大多是相對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他們來到法國，生活水準立即有了相當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大多對法國懷有一種感恩之情。

“移二代”則多為通過家庭團聚政策前來法國與移民父母會合后共同生活，因此對法國也還多多少少懷有一些感激之情。

但到了“移三代”“移四代”，情況就完全發生了不同的變化。他們出生在法國，因此他們自認理所當然地享有與白人后代一樣的完全的權力，因為法國已經成為他們的出生地。由此，他們對法國已經完全不再懷有任何感激之情。相反，他們對自己可能遭受到的哪怕是一絲一毫的種族歧視，都采取完全拒絕的態度。

他們在要求享有與白人完全同等權利的同時，卻又因為自己的膚色、宗教信仰或教育等其他不同于白人后代的因素，而遭到法國社會的某種偏見、歧視，此時他們的反應不再是如同父輩、祖輩那樣忍氣吞聲，而是大聲疾呼、反抗。而法國社會對他們又確實存在著某種潛在的歧視現實，因此他們的反抗也就日趨激烈，他們的思想就必然越來越極端。再加上法國的傳統人權思想又等于給了他們最激進的思想武器，于是，同樣高舉著人權旗號的雙方的矛盾，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地激化起來的。

此外，我們還要將中東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也就是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尖銳沖突，與法國的種族主義問題也聯系起來一起看、一起分析。我們都知道，在法國也生存著一批猶太人。盡管他們人數很少，但卻在政壇和思想領域，特別是在媒體、文化電影、文學等上層建筑領域占據著重要的領導者、主控者、主導者的地位。

而與此同時，在法國還生活著一大批阿拉伯-伊斯蘭后裔。他們對自己在中東的原住國與以色列之間的沖突非常在意，盡管他們已經到了法國、生活在法國，但他們對猶太人則依然懷有強烈的不滿和排斥情緒。今天，在法國思想界和政界親以色彩越來越濃郁的歷史背景下，阿拉伯—黑人穆斯林更難以融入法國社會，便成為一個有情可原的現象。

法國第一波移民潮的移民主要來自標橙色的比利時及瑞士；第二波則主要是標為紫色的西班牙、意大利及波蘭；第三波，主要來自標為綠色的統稱馬格里布的前法屬北非殖民地摩洛哥、阿爾及利亞以及突尼斯以及當時處于軍政府統治下的葡萄牙

觀察者網：這些移民后裔大多居住在貧困加劇、治安惡化的大城市郊區（banlieues），很多外媒都關注到了這一點，而且注意到警方在那里的執法風格更具對抗性，加深了警民矛盾，法國政客也往往忽視郊區的民意。是什么原因導致這個現狀？

鄭若麟：這就是經濟因素所造成的對抗性了。法國大城市市中心的居住條件比較優越，因此房價當然也就比較昂貴，包括售價和租金，均無例外。于是，經濟條件相對比較差的移民一代就大多只能居住在郊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郊區青年”一代。

這里要說明的是，法國因為不能直接稱呼移民子弟為“黑人青年”或“阿拉伯青年”，這是絕對“政治不正確”的；于是，一個代言詞就出現了：“郊區青年”（jeunes de banlieues）。今天在法國，任何人說起“郊區青年”，人人都知道他指的就是“黑人”或“阿拉伯”青年。也就是說，“郊區青年”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詞。一不小心，就會因“政治不正確”而遇至來自各方的批評指責。

警方在執法時，當然非常清楚在郊區時他們所面對的是什么人，他們也很清楚“郊區青年”的犯罪率比較高、危險性比較大、對抗性也確實比較強。因此，在“郊區”，確實存在著某種潛在的對抗性。法國警察一般確實也很少到郊區去執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對郊區是睜一眼閉一眼的。

政治家們也非常了解這一點。“郊區青年”，這既是政客們非常熱衷于利用、但同時也是他們非常擔心的一股政治力量。用好了，事半功倍；但一旦用壞了，后果也是立竿見影的。所以，“郊區”和“郊區青年”已經是法國的一個敏感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