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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必須再三強調的是，到目前為止，西方“民選體制”國家遵循的全球化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選舉產生的政權必然是為資本服務的；更確切地說，是為跨國壟斷金融資本服務的，是為“美國”服務的。

也就是說，這樣的體制統治下，政權甚至置本國利益、本國民眾于不顧，而專門為“美國”服務。中國則明確提出對內是為人民服務，對外則提倡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即為所有人的共同美好未來服務。這一點正在為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眾所認識、理解和接受。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我們自然能夠知曉其潛臺詞。

至此，今天的人類社會面臨一個無法回避的抉擇：走西方“歷史終結”式的發展道路，還是走中國倡導的多樣化發展道路。人類正面臨一個十字路口。

四大力量板塊：最不起眼的也許是最根本的沖突

十字路口面前的人類社會正在形成四大主要力量板塊和三大沖突。

除了致力于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之外，另外兩大力量板塊實際上存在于西方內部：它們是歐美“發達國家”內部的民族產業資本力量板塊和跨國金融壟斷資本力量板塊。正是這四大力量板塊，構成了三大沖突：中美之間、伊斯蘭與猶太—基督教之間、以及西方民族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壟斷資本之間。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后兩大力量板塊實質上是美國與“美國”之爭。前者由民族產業資本選出來的特朗普和支持他的“紅脖藍領”階級所代表，而后者則由華爾街所支持的為跨國壟斷金融資本服務的希拉里—拜登所代表（當然還包括了跨國金融資本所控制的歐盟國家中的大部分）。

為什么俄羅斯不會形成一大力量板塊？俄烏軍事沖突不正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之序幕嗎？俄羅斯目前主要力量在于核軍力和普京總統的個人魅力。普京總統正是將核武器這張王牌用到了極致，以至于當今世界任何人都不敢輕視俄羅斯。但問題在于，核戰爭畢竟威懾力大于實際使用，而1952年出生的普京自2000年出任俄羅斯總統以來（除了2008至12年名義上擔任總理外），迄今已經領導俄羅斯長達22年。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后普京時代”總有一天會到來。屆時會發生什么事，我們難以逆料。他的繼任者有沒有普京的理解和操控國際格局之天賦，我們均不得而知。我們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核武器，俄羅斯還真是難以構成一大力量板塊。當然，這一點我們還要看俄烏沖突的結果而議。

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俄烏軍事沖突和美國國內對這場戰爭的反應和看法，我們可以看出，對于這場戰爭，“美國”支持烏克蘭而美國則持相對中立態度。這是非常說明問題的。

未來世界格局將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略研判意味著未來國際矛盾將是多樣化的，具有非常復雜的多重性；但其中又必然地會有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矛盾乃至更次要矛盾的區別。我們必須認識這種區別，才能抓住主要矛盾。而我們往往忽略的，恰恰是西方內部的這兩力量板塊之間的矛盾。問題在于，最不起眼的沖突，很有可能恰好是最根本的沖突……

那么為什么我們認為西方內部民族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構成了世界另外兩大力量板塊，而且他們之間正在產生巨大的矛盾和沖突呢？這正是全球化帶來的一個結果。

“全球化”這個詞的法語“mondialisation”最早出現在1904年法國紙質媒體《費加羅報》上。從歷史上看，全球化實質上是工業化的一個副產品。在工業化之前，雖然也有東西方商品和人員的流通，但那只是一種遠距離的貿易而已。我們所謂的全球化是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進而導致殖民主義而開始的。工業化革命進一步使全球化成為利潤非常豐厚的事業。這是“全球化1.0版”的大航海時代。很快，率先工業化的英國和歐洲大陸很快就成為全球化1.0版的大贏家。此時出現了以“日不落帝國”大英帝國和英鎊為特征的“全球化2.0版”。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的利益在全球化過程中一直處于完美無缺的結合狀態。戰爭使美國徹底超越英國而成為世界最主要的經濟體，而世界金融中心也從倫敦城轉向華爾街。就在一戰前夕，金融資本經過多年的鉆營和努力，終于在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并根據該法成立了聯邦儲備銀行，即美聯儲，從而使金融資本從服務于產業資本的地位朝著控制和主導產業資本的方面演變。

到上個世紀20年代，一直處于控制與反控制斗爭中的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這兩大力量終于爆發激烈沖突。美國產業資本掀起一股強烈的反金融資本浪潮，其代表人物正是產業資本的重頭悍將、福特汽車集團公司的創始人亨利?福特。與此同時，國際上特別是在歐洲，也出現了德國納粹和希特勒。美國隨后選出羅斯福擔任總統，主導并通過了一系列法案，從實質上限制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的挑戰。

20世紀20年代的福特汽車生產線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兩大資本之間的沖突因為納粹的出現而出現了轉機。“戰爭”是使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形成共同利益鏈的一個重要手段。二戰結果我們都非常清楚，美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雙雙從戰爭中大發橫財，成為二戰最大的贏家。

二戰結束后，美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聯手構建了一個新的“全球化3.0版”：以美國軍事實力為后盾、美國制造業為基礎、金融投資和美元霸權為手段，以聯合國、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為工具，建立起美國和“美國”共同主導的新一輪全球化，并在這一輪全球化中，賺得盆滿缽滿。直到有一天，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

正是在全球化發展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開始登上國際舞臺。在改革開放的最初二十年里，中國參與其中的“全球化”給美國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帶來的還是巨額利潤，但“危機”的種子已經播下。

隨著中國從一個世界工廠、廉價勞動力的提供者，逐漸成長為西方的一個競爭對手的過程中，形勢開始發生變化。美國和西方民族產業資本首先遭遇中國的挑戰，面臨企業向外遷移、移民大量入境、企業大量破產倒閉、失業率劇增、中產階級和底層勞動階層購買力疲軟、生活水平下降、宗教矛盾趨于激化、社會出現動蕩等一系列危機。

于是，反全球化的聲音漸漸響起。因為全球化到了這個階段，開始損害產業資本和產業資本所雇傭的勞動力階層的利益。馬克思所沒有預見到的一幕出現了：美國制造業企業主和中層管理和技術人員階層，以及底層勞動人民在反對外來進口商品競爭、反對企業轉移到外國、反對外來移民勞動力進入本國等領域，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聯合陣線。產業資本家與勞動階層形成了統一戰線。他們的共同口號是：“反對全球化！”

至此，美國及西方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在全球化問題上開始出現矛盾。且隨著產業資本面臨來自中國越來越明顯的挑戰，反對還是支持全球化，已經成為西方內部民族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即美國與“美國”——之間的日益尖銳的沖突、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