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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13日）法國巴黎發生了大規模恐怖主義襲擊，全球震驚。然而早在今年年初法國諷刺漫畫周刊《沙爾利周刊》襲擊案發生后，法語新書《與你一樣的中國人》作者、旅法二十余年的高級記者鄭若麟就曾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預言，法國將從此“進入一個多事之秋”。盡管法國媒體和政治家們經常說，恐怖主義攻擊的不僅僅是法國平民，而且也是對法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攻擊。但問題是近年來影響了法國執政者和廣大民眾的究竟是怎樣的思潮和價值觀、為何會使法國偏離戴高樂為這個獨特的民族所制定的道路，跌入恐怖主義的陷阱之中，成為“伊斯蘭國”攻擊的首要對象？】

2015年在法國現代史上將無疑是最黑暗的一年。這一年法國從一場恐怖殺戮（《沙爾利周刊》及猶太超市）開始，又以另一場傷亡慘重的恐怖襲擊結束。到目前為止，已有132名無辜平民喪生，全球震驚。法國做出了“強烈反應”，總統奧朗德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并下令出動戰機已對宣稱承擔責任的“伊斯蘭國”進行“無情打擊”。“法國處于戰爭之中”！

早在今年年初法國諷刺漫畫周刊《沙爾利周刊》襲擊案發生后，我就曾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預言，法國將從此“進入一個多事之秋”。“多事之秋”當然指的就是類似上周五13日發生的大規模恐怖主義襲擊。但這在當時如果明確寫出來顯然是“政治不正確”的。這次恐怖襲擊造成了法國大量人員傷亡，震驚朝野，將無疑會成為法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法國將必然會對這次恐怖主義襲擊進行深刻反思，為什么法國會成為恐怖主義的目標？特別是“伊斯蘭國（ISIS）”的頭號目標？為什么恐怖組織能夠得手？為什么法國反恐情治部門對如此大規模且協調行動、組織復雜的恐怖襲擊竟未能得到必要的情報？

如同9·11后的美國已經與9·11之前的美國截然不同一般（美國通過了“愛國者法案”等一系列限制美國人自由的法律），我們必然也會看到一個“1113后”的法國。法國不僅肯定會大幅提升對恐怖襲擊的防范力度，而且很有可能會對其自身的內外政策也進行大幅調整。由于法國是目前歐盟的軸心國，同時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因此法國調整其內外政策，將必然地會引起全球格局的一定程度的變化。我們可以再次預言：歐洲、大西洋兩岸以及中東北非形勢——當然還有法國本身——將會進入一個劇烈動蕩的時期。

“信息黑洞”使我們難以洞悉事件的來龍去脈

有效反思與信息的獲取有著密切的關系。目前，在“伊斯蘭國”的聲明中，稱有8名“圣戰”者，法國警方最終公布的結果則是打死7名恐怖分子，目前尚有一名在逃。但正如有的法國反恐問題專家們所認定的那樣，這樣的一種大規模協調行動的恐怖襲擊，其所需要的后勤支援是很重要的，至少要十幾名專業人員才有可能完成。我們只能等待著法國警方的后續調查。

回顧整個恐怖襲擊過程，我們也有很多問題在尋求著合理的答案：

恐怖分子為什么選擇法蘭西體育場作為攻擊目標？為什么選擇巴塔克蘭音樂廳？為什么選擇“小柬埔寨餐廳”……這些問題都應該有答案。我們只有從這些答案中才能找到恐怖分子作案的真正動機，并在未來更為有效地防范恐怖組織的再次攻擊。

比如巴塔克蘭音樂廳。為什么恐怖分子選擇這家音樂廳實施慘無人道的殺戮？在今年1月份《沙爾利周刊》遇襲之后，巴塔克蘭音樂廳掛出了“我是沙爾利”的標語；于是就有分析認為，這是該音樂廳這次被恐怖組織選為目標的原因。然而這一可能性很小。因為當時法國大多數類似的場所都曾掛出過“我是沙爾利”的標語，以示對《沙爾利周刊》的支持。

法國《觀點》雜志則認為，恐怖分子選擇巴塔克蘭音樂廳很有可能是因為這家音樂廳曾經是由一位猶太籍法國人所經營，經常在這里舉行與以色列或猶太人有關的音樂活動。比如以色列軍樂團每年都會到這里來演出，以募捐的方式為籌集軍費。這里也時常會有一些猶太人的政治性聚會。于是，巴塔克蘭音樂廳一直就是法國穆斯林反對、抗議的一個地方。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可能更能解釋為什么巴塔克蘭音樂廳會被選為目標。但又有媒體披露，實際上巴塔克蘭音樂廳已經于今年10月17日被出售，現在的擁有者已經不再是那位猶太人維維亞納·阿瑪爾，而是拉加德出版集團公司。這當中又有何玄機？其他被攻擊的場所是否也有著某種特定的意義？很有可能。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的調查。在未能掌握足夠的信息時，我們對事件的分析就應該謹慎，切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法國國家能力的衰退？

為什么是法國？是這次恐怖襲擊之后輿論問得最多的問題。很多分析文章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都大同小異，比如法國內外政策失誤、移民融入失敗、經濟發展乏力、情報系統疏漏、警方力量不足……這些分析言之有據，符合事實。這些現象導致法國國家能力出現衰退，以至于無法防范恐怖主義襲擊。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法國是一個情報大國。但法國反恐機構居然對這樣大規模的恐怖襲擊事先未能得到一絲情報預警？事實并非如此。法國《巴黎競賽畫報》10月7日出版的雜志刊登了記者對主持調查法國恐怖組織活動的檢察官馬克·特雷維蒂奇的采訪。特雷維蒂奇明確警告，針對法國的恐怖主義攻擊“迫在眉睫”、且很有可能是“大規模的”、選擇地點很有可能是“影院、商業場所或公眾集會點”。但這一清醒的警告似乎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對于一個在國際情報領域享有相當高聲譽的國家情報機構而言，實在是太不正常了。我在法國常駐時曾發生過一件情報間諜案。法國當局偵破了美國一個五人情報機構，這一機構已經滲透到法國當時的總理愛德華·巴拉迪爾身邊的人員，以搜集法國有關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情報。法國當時準備驅逐這五名中情局人員。美國在法國提供的人證物證面前沒話可說，乖乖地主動把這五名間諜撤了回去。這個例子證明法國情報機構是有相當能力的。但這次無疑出了問題。而且問題嚴重……

如果法國反恐能力真的在削弱的話，那對于法國而言將會后患無窮。這次造成上百人死亡的恐怖攻擊意味著法國本土恐怖主義已經升級。在此之前，甚至包括《沙爾利周刊》、包括8月份的高鐵恐襲未遂案，都是恐怖分子或單獨行動、或小規模聯合行動，使用的武器相對比較簡陋，恐怖行動的策劃思路也相對比較簡單。基本上是一種“業余”級別的恐怖襲擊。但這一次就不同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次襲擊都是一次“專業”級別的恐怖行動。這意味著法國恐怖組織的攻擊能力已經改朝換代、今非昔比了。這對法國反恐機構是一個更大的挑戰。在《沙爾利周刊》事件時，要不是一名恐怖分子愚蠢地把他的身份證丟失在汽車上的話，警方還未必能那么快就破案。從種種跡象來看，法國反恐能力堪憂，法國未來的防恐形勢甚為嚴峻。

當然，一味地指責法國反恐機構失職或不稱職也是不太公正的。至少在兩個方面，法國警方還是反應敏捷、迅速，及時阻止了更大的人員傷亡。比如在法蘭西體育場，三名自殺炸彈的襲擊者都被警方攔截在體育場外，不得不倉促引爆炸彈，炸死的主要是自己。要是讓這三名自殺炸彈襲擊進入體育場場內的話，后果不堪設想，死傷人數就很有可能要翻番。這確實是法國警方的功勞。

另一方面，在巴塔克蘭音樂廳事件中，警方及時做出了強攻命令，也是一個困難但正確的決定。據后來透露，法國警方從音樂廳內的人質發出的推特上獲知恐怖分子在不停地殺人，而且發現恐怖分子身上都綁著自殺炸彈腰帶，法國警方準確判斷恐怖分子顯然并沒有打算活著出來，所謂的談判只是在拖延時間，以便殺害更多的人質。于是警方果斷決定立即強攻，避免了更大的傷亡。我們在事后看看好象挺容易判斷的，然而在當時一片混亂的情況下，能夠有如何此清醒的頭腦，應該說還是訓練有素的。

國家執政能力的衰退通常是全方位的。在反恐能力上因為涉及安全與生命，故尤為突出。事實上這幾天法國還發生了一件重大事故：一列試驗高鐵出軌，造成十數人死亡。要不是1113恐襲事件，這絕對是媒體的頭版頭條。這也是國家能力衰退的表現。要知道，法國高鐵曾經是最安全的列車……

法國“新保守主義”的挫敗

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則是導致法國國家能力衰退的又是何種因素？這就要提及1968年5月風潮后出現的、影響了一代人思想的法國“新哲學派”思潮了。我將其歸納為一種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奇特的“混血兒”。法國媒體和政治家們經常說，恐怖主義攻擊的不僅僅是法國平民，而且也是對法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攻擊。應該承認，這么說是一定道理的。問題是近年來影響了法國執政者和廣大民眾的究竟是何等樣的思潮和價值觀、為何會使法國偏離戴高樂為這個獨特的民族所制定的道路，跌入恐怖主義的陷阱之中，成為“伊斯蘭國”攻擊的首要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