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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驅動的這場數字化和智能化的革命取決于三個因素，取決于計算力、算法和數據。從計算力、算法來講，雖然中國和美國現在還有一定的差距，但這種差距在縮小。我們有比較優勢，這一優勢就是數據。很可能數據量的大小決定了未來人工智能的經濟、社會的主導權。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人工智能主要取決于數據量的大小，機器為什么比人聰明呢？是因為機器像“貪吃蛇”，吃得越多，機器越聰明。像中國和印度這種天然的人口大國，數據量天然很大。一旦想在這個領域想推進，這些國家在這個領域積累的優勢必然會釋放。所以，從基礎層到技術層，再到應用層，人工智能將從整個領域重構人類的產業規模、產業形態、商業形態和經濟形態，這場新舊動能的轉換將改變整個世界。

三是全球治理體系和秩序的革命性變革驅動了國際秩序的“禮崩樂壞”，它有可能帶來所謂“二次文藝復興”。

第一次文藝復興主要復興了古希臘的精神和羅馬的美德，美國現在延續的是“第四羅馬”，第一羅馬是西羅馬，第二羅馬是東羅馬，俄羅斯自稱為第三羅馬，美國自稱第四羅馬，基本繼承了西方的衣缽。

但西方的國家現在在親手埋葬自己建立的全球秩序，所以我們看2020年新冠肺炎有可能發生世界秩序的重組，基辛格在他的《世界秩序》中已經提到了這一點。他認為，以中國和印度這些西方國家群體性崛起帶來的一種新的政治正當性，可能為人類未來確立一種新的選擇。

所以在這樣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情況下，有可能引發第三次大覺醒，或者從中國的思想譜系來說是第二次的百家爭鳴。所以，今天是一個需要偉大思想，也是一個很可能能夠產生偉大思想的時代。我們需要大家的認同覺醒，需要有獨立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

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已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今天這個世界變小了，但問題變大了。在很多的領域，我們有很多的問題需要我們去回答，這個回答不僅需要中國回答，更需要全世界回答。然而美國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表現出了它的保守性。特別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作為一個“少年老成”的世界大國，在面臨世界的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信用赤字、發展赤字時，表現出了保守性和不知所措。

所以，很多人說現在美國在衰落，但是我個人認為美國并沒有衰落，如果仔細看近一兩百年，直到現在美國的經濟規模還在擴張，美國還是在向前走。但是，在它的軀體繼續成長的過程中，它的精神在走向封閉。所以，我認為不是美國的衰落，而是美國的困惑。

美國近兩百年歷史之所以走到今天，與它的制度強大有非常直接的關系。我們不必諱言美國的制度非常強大，但現在美國的這種制度已經被美國的利益集團、被游說團體所俘獲，美國好像是一些人在世襲統治這個國家了。有幾位美國學者通過回歸和調查統計的研究顯示，美國今天1700多項決策是由美國的1000多個億萬富翁所決定的。20世紀中期，托馬斯·戴伊講美國是由5000多個大亨所掌控的，今天更集中了，只有1000多個億萬富翁。所以，不管誰上臺都是他們在掌控這個國家。美國的行政、立法和法院也都開始出現了極化，出現了這種“否決式”政體，效率非常低下的制度。所以，美國人說，自己的制度衰敗了，這種衰敗反映了它的困惑。

約翰·亞當斯 圖自維基百科

二、非美國衰落，實民主困惑

每個胸懷理想的人到美國去都懷有一個“美國夢”。什么是美國夢呢？什么是美國精神呢？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只要自由和獨立的原則還在被奉行，就有美國的心臟在跳動。”美國人在哪里？只要世界上還有自由和獨立的原則被奉行，那里就是美國人的天下。薩繆爾·亨廷頓則將它概括為“美國信條”和“美國特性”：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民主和憲政。

但是，美國是有自己的困惑的。當年我在復旦大學念書的時候，讀過王滬寧先生的《美國反對美國》。他認為，美國有兩種思想和兩種力量，一個是個人的美國，一個是集體的美國。美國對政治的設計是保持最大限度的多樣性，尋求最小限度的一致性，兩種力量交匯到一塊就是美國。在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它一方面無限地在張揚個性，同時它要有一個共識，這個共識是所有人在表達了意見之后達成的。在美國沒有指導思想，只有一些共識的思想。所以，怎么能夠把最大程度的多樣性和最小限度的一致性結合起來，這是美國夢的組成部分。

2016年，美國迎來了一個讓他們感到意外的總統——特朗普。他當選以后，美國人對自己的民主產生了懷疑。很多美國人，特別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認為，選舉結果并不是他們希望看到的。像特朗普這樣的總統在他們看來不代表著美國夢的未來，但是他當選了。所以，各種各樣的反思美國制度的學術研究觀點就出現了。

美國式自由民主的困惑，首先來自于要民主還是要集權的困惑。20世紀以來，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現代極權主義威脅的“外部困惑”，成為民主面對的嚴峻挑戰。此種“自由民主”對陣“專制”的政治現象被福山稱之為“歷史問題”，實質上不過是一種獨特的“民主困惑”，亦即自由民主和集權專制哪一方才代表未來歷史的方向。

美國面臨的問題是民主的理想和民主的實踐之間有一個張力，人們對于民主理想的這種純潔的、天真的追求，和在民主實踐中遇到的種種的困難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表現為民主的實踐總是不能滿足民主理想的美好追求，這讓美國人很痛苦。

其實這個問題在經濟學上，尤其是集體選擇經濟學上是有研究的，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很難統一，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到了集體中可能造成集體的非理性。尤其在遇到危機的時候，所以法國的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說，這個群體在危機的打擊下像一群小白鼠一樣四散奔逃，在疫情的沖擊下，大家不是一塊去想著怎么戰勝疫情，而是想著自己，最后集體很混亂。所以，民主的困惑也體現了人理性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