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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恩的社會變遷理論基于韋伯的理論。韋伯認為經濟、政治和文化是分析人類社會活動的三個相互關聯、卻不可互相替代的視角。在韋伯理論的基礎之上，曼恩提出了經濟權力、政治權力、軍事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是人類社會權力的四個理想性的來源。曼恩的這一理論與我從生物學層面對人性的理解非常契合。人和猿在行為方式上比較接近。猿是政治動物，人也是；猿是地域性動物，為了維護或擴張自己的地盤不惜動武，人也如此；有些猿還能制造簡單工具來更有效地獲取食物，人則大大發展了這一特長，或者說二者都是經濟動物。人和猿的最大區別在于思想性。猿不會論證自己行為的正當性，也不會產生諸如死后進“天堂”這樣的想象，但是人會。對于人來說，經濟／物質資源、地域資源、意識形態資源和政治資源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稀缺資源。人總是有窮有富；一個地域一旦被一部分人占據，其他人群在這一地域上的活動就可能會受限制；有人能成為大人物，有人就只能當小人物。因為都是稀缺資源，為了獲取這些資源人與人之間就會產生競爭，或者說人類同時又是一個主宰欲望很強的競爭性的動物。不難理解，人類的競爭主要圍繞經濟、軍事（地域）、意識形態和政治這四個面向展開。這四個面向的競爭有著不同的邏輯，從而給了歷史不同的時間性。

比如，理想狀態的經濟和軍事競爭有兩個共同點。第一，經濟和軍事層面的競爭有著清晰的輸贏準則。第二，要在軍事和經濟競爭中勝出，競爭的各方都試圖組織得比對手好，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比對手高，生產成本比對手小。如果說這兩點能成立，我們就能得出以下兩個對時間／歷史具有結構化意義的推論：

其一，經濟和軍事競爭因為有著清晰的輸贏準則，因此會促進工具理性（即一種以最有效達到目的為目標的思維方式）精神在一個社會的發展，并且這兩類競爭在某個社會中越重要，工具理性在那個社會就越具有主導性。

其二，競爭各方不斷增長的組織和生產能力給了歷史積累發展性，或者說歷史是具有方向性的。這也就是說當前西方盛行的無方向性的多元時間觀是有誤的。顯然，歷史的積累發展速度取決于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在一個社會中的重要性，以及競爭的迭代長度。這里迭代長度指的是競爭各方在一輪競爭輸贏分明后，進入下一輪并且一輪又一輪競爭的總次數。迭代越長，歷史積累發展持續得越久，發展的速度也可能越快。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在科技、軍事、經濟和組織能力上的高度發展，以及近代以來世界范圍內科技、軍事、生產能力和組織水平的飛速提高，都是經濟和軍事競爭長期主導而帶來的非預期后果。

二

但是，歷史的積累發展速度是非常不同的，這是因為意識形態權力和政治權力有著不同的性質。限于篇幅，我在這里會更多介紹意識形態的性質。理想型的意識形態競爭猶如兩個互相不明對方身份的人在進行辯論，其本身并不產生任何物質上和組織制度上的東西，或者說理想型的意識形態競爭不會促進歷史的積累發展。因此，意識形態競爭在一個國家中越重要，該國家的積累發展就可能會越緩慢，甚至出現停滯不前和倒退。理想型的意識形態競爭又像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在進行辯論，在這種情況下，不但辯論的各方誰也說服不了誰，并且一場辯論過后，各方都會自以為贏了。這就是說意識形態競爭沒有明確的輸贏準則。意識形態還有兩個性質：其一，意識形態是一種勸說性權力，本身不具有強制性；其二，人們對某意識形態的理解總是基于自己的特殊經歷和人生體驗。意識形態的這兩個性質決定了它在本質上是非常多元的。

意識形態競爭不促進積累性發展，沒有清晰的輸贏準則，具有高度多元性，這是人類社會高度多樣性和多重時間性的最為主要的來源。從認知角度來說，目前西方世界盛行的無方向性的多元史觀的問題，就出在把主要是因為意識形態性質而造就的歷史的高度多樣性當成了全部歷史事實。

某一意識形態有時會占據上風甚至是絕對上風。一旦這種情況出現，我們千萬不要認為這一占據主導的意識形態更接近事實或真理，或者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方向，而應當從兩個方面來尋找背后的非意識形態因素：一是某種強制力量的支持；二是災難后的短暫共識。

理想型的政治競爭在現實世界很難找到相近的例子。不過，如果這個世界有一種不能依靠任何組織和資源以及不能講意識形態的競選，那么這個競選就接近于理想型的政治競爭了。理想型的政治競爭有比較清晰的輸贏準則（比如總統選舉中只有一個人能當上總統，而沒有被選上的人應該知道自己是失敗的一方），能促進工具理性文化在社會上的發展。但理想型的政治競爭與物質生產沒有關系，不會促進社會在物質上的積累性發展。如果政治競爭在某個社會占據了主導，該社會的積累性發展也會緩慢。如果說意識形態的性質造成了時間的多樣性，國家作為政治權力的代表則是造成意識形態在時間過程中消長的一個最主要的強制性力量。當國家推崇某一個宗教或者世俗意識形態時，該宗教或者意識形態就不再是教主的胡謅或者是知識分子的亂扯，而是一個改變社會的重要力量。但是，某一意識形態和宗教一旦受到國家力量的推行，其負面性也就會被不斷放大，為一個新的危機的到來或新的歷史循環的產生鋪平了道路。

因此，歷史時間具有很大的積累發展性或者說方向性，但是歷史時間的方向性來自于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的性質，而不是任何既定的具有道德意義的目的。歷史又是多元的，歷史的積累發展的節奏是完全不同的，并且歷史也可以出現積累發展意義上的倒退。歷史的多樣性和積累發展節奏，歷史方向的多變,來自于意識形態和政治競爭的性質。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和政治競爭背后的不同規律之間的相互拉扯給了歷史明顯的循環性，但是歷史循環并不是簡單的機械循環，而是道家辨證循環。

人作為社會行動者在歷史時間上起的是什么作用呢？簡單說就是，大量的個人和組織在歷史畫卷上涂鴉，并且還會試圖用各種意識形態來論證他們在做著“最美最好的畫”，同時通過他們所掌握的大小不等的權力和資源把各自的意志往下貫徹，從而給歷史制造了只會把后人腦袋搞暈的歷史形態和歷史材料上的無窮多樣性。

然而，我以上所介紹的這些積累發展的、多元的、循環的時間結構畢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并且在超越了個人作用和各種部分事實的長時段歷史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只有懂得這些規律，我們才能較好地理解和把握在歷史進程中某些個人和組織的作用，為歷史學分析和歷史社會學分析建立一個較為牢靠的出發點。

社會科學家的視野很難脫離個人的人生經歷。就我來說，“文革”前后的苦難和磨練給了我一個不同于二戰以后成長起來的西方學者的人生體驗，出國后的閱歷給了我一個世界性的視野，而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經歷的一波三折以及在經濟上的巨大成功給了我反思、從容和自信。我其實并不確切知道我的學術努力是否成功，或者說有多大的成功。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來說，不服氣的精神和攀登最高峰的企圖心是不能沒有的。

本文轉載自《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12期（未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