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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章永樂】

在新冠病毒的“奧密克戎”變種陰影籠罩之下，西方各國紛紛收緊邊境政策。 2021年11月29日，BBC刊發了一篇題為《新冠疫情：什么樣的政策能帶我們走出困境》的文章，以新加坡與以色列為例，反思了“與病毒共存”策略的代價。

而在不久之前，西方主流媒體的態度還是在質疑中國的“動態清零”策略，認為這將使得中國孤立于國際社會，比如在10月底，《紐約時報》的一篇涉華疫情報道的標題是“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國還在堅持病毒清零政策？”但到了11月30日，即便是《紐約時報》也改口，承認中國的“清零”政策取得了成效。

BBC與《紐約時報》的“后退”——或者用當年南京國民政府喜歡用的說法：“轉進”，只不過是近兩年來西方主流媒體對華疫情報道的無數次尷尬“轉進”之一。但有句俗語說得好：只要自己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只要西媒對自己的“無限轉進”不感到尷尬，尷尬的就是我們這些旁觀者。于是，這種“無限轉進”就可以實現“以快打慢”，在“輿論戰”中發揮出獨特的威力。

一、走不出“中世紀”的中國？

西媒“轉進”的起點，是對于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的報道。當時，眾多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抗疫的報道，不約而同地用了一個詞：“中世紀式的”（medieval）。尤其是西班牙某報紙發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題為“重返中世紀？”的評論，稱只有“獨裁”國家才會發生新冠蔓延，“自由民主”國家的制度對此有抵抗力。大量西方媒體對略薩的評論進行了報道。

“中世紀式的”一詞包含著非常復雜的信息。眾多西方主流媒體在召喚14世紀席卷歐洲的“黑死病”的歷史記憶的同時，更是根據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見來塑造中國形象：封閉、黑暗、專制，權力的行使充滿恣意，又常勞而無功，缺乏尊重個人權利，人民痛苦不堪而缺乏獨立精神，因而需要西方引導乃至拯救。

這樣一個中國形象并非晚近的新發明。在18世紀啟蒙時代，歐洲出現魁奈和伏爾泰等一系列“慕華”思想家，在魁奈所屬的重農學派影響下，法國國王路易十五還曾模仿中國皇帝舉行“親耕禮”。而這就使那些警惕波旁王朝絕對主義王權的思想家更為不安，一些人著手批判波旁王朝心儀的中國典范。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將中國歸入最為惡劣的“專制主義”（despotism）行列；盧梭在著作中也屢將中國作為負面范例。他們希望自己的社會避免中國的組織方式，至于中國的真實情況，他們其實并無興趣深入求證。

隨著工業革命推進，歐洲生產力水平迅速提升，社會結構發生巨變，而中國除了人口持續增長之外，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結構都沒有突破性的變化。歐洲精英的文明自信迅速提升，而中國在歐洲的形象更趨負面。從黑格爾到托克維爾、穆勒，中國都被視為一個停滯不前的古老帝國，只有外力才能推動她發生變化。

西方漫畫展現的“中國蛋糕”

“中國停滯論”經常被人引用，以加強將中國歸入“半文明國家”的文明等級論論調，從而為打著“文明教化之使命”旗號的殖民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東西方列強毀滅了朝貢體系，從中國獲得大片領土割讓，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以中國不夠“文明”為由，在中國確立領事裁判權。大量西方商品涌入中國，對中國的傳統手工業和艱難生長的現代工業形成沉重打擊。

近代日本吸收并內化了歐洲的“文明等級論”，其學術界、思想界不斷論證，中國因過于落后而瀕臨被西方瓜分的邊緣，需要日本加以引導乃至拯救，這甚至成為后來日本侵華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十世紀上半葉以來，中國經歷了波瀾壯闊的“舊邦新造”歷程，已經不再是當初那個孱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受到世界冷戰格局等影響，中國長期被西方政界和媒體“指定”扮演“反派”角色。這一“人設”長期延續。

基于此，許多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任何正面信息時，總是加上一些負面內容：可以承認中國取得一些進步，但同時暗示中國的任何進步都不足以抵消其道路與秩序的根本性缺陷，甚至中國的經濟進步和社會結構的演變，會促使其加速向西方的道路與秩序模式靠攏。

然而，近年以來，許多歐美的決策精英陷入了一種焦慮：中國的國力不斷增長，但并沒有因此而向他們所倡導的道路與制度靠攏，這非常影響西方發達國家“教師爺”給廣大發展中國家“講課”的效果。

如此，在武漢成為全球疫情第一個“震中”之后，西方主流媒體給中國貼上一個“中世紀”的標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達這樣一種“舒緩”的心情：中國并沒有創造什么奇跡，而是被打回了“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