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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歐洲各國的統治者努力用民族主義將下層民眾整合到既有政治秩序之中，但新登上歷史舞臺的歐洲工人則建立橫向聯合，以本階級的國際主義來對抗統治者的民族主義。但在1945年之后，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方各國在美國領導之下進行了整合，從而發展出了一種資本跨國聯合的國際主義，但新生的社會主義陣營卻未能實現各國工人的橫向團結，而是因民族主義的上升而走向分裂，最終成為冷戰之中失敗的一方。

目前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主義，主要還是資本的國際主義，而非勞動的國際主義。而在安德森看來，國際法從其誕生以來，就在很大程度上服務于國際秩序中霸權的需要，它既非“國際”，也很難稱得上真正的“法”。因此，問題仍然在于如何突破霸權，建立更為平等的秩序。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在這一系列演講中，安德森將“大國協調”與“霸權”的觀念緊密關聯在一起。無論是基于貴族利益的“大國協調”，還是基于資本利益的“大國協調”，在安德森看來都缺乏正當性。而從晚近的發展來看，基于資本利益的“大國協調”還受到了各國內部民粹主義勢力的挑戰。

在安德森發表演講的時候，特朗普還沒有在美國贏得總統大選。這位具有很強右翼民粹主義色彩的新總統上臺之后，逆轉了美國的國策，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向“低端”移民關上美國大門，在經濟上薅盟友的羊毛……凡此種種，都降低了基于資本利益的“大國協調”的可能性。

但安德森在書中所做出的一個判斷，迄今仍然富有洞見，那就是近年來世界各地左翼的或右翼的民粹主義運動，雖然聲勢很大，但尚未能提供新自由主義之外的秩序道路。新自由主義的理念與建制，盡管未能完成“大國協調”，仍然是居于主導地位的一方。

安德森的“大國協調”論述中對中國著墨較少，但一個基本判斷是，美國對中國的政治社會制度從未放松警惕，而這就使得中國很難加入一個現成的美國主導的“大國協調”格局。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特朗普上臺之后，連美國自身都喪失了推動“大國協調”的意愿。中國反而變成了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維護者，并高高舉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

那么，中國要推動建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意味著接過美國已經無心推進的基于資本的“大國協調”方案，只不過將領導者換成了中國呢？這一解讀很難成立。

十九大報告對于中國經驗與中國道路的定位：它們“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期許的世界秩序，不是將一個原則強加給各國，而是尊重各國家各民族對自身獨立性的追求，這是一個體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語）精神的方案。當然，從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中國需要加強與世界主要大國的溝通與協調，但這與基于某個單一原則的“大國協調”，本質上并不相同。

《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對于19世紀以來“大國協調”的興衰的論述，也為我們理解過去一百多年的中國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啟發。在一戰爆發之前，歐洲列強牢牢地統治著世界上大多數地方，自居一等國家，將中國、土耳其這樣的弱國視為二等國家，將那些缺乏健全國家組織的原住民掃入第三等級。當時中國的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無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派，多數人能夠期待的不過是像日本一樣，在既有的等級秩序之中，從二等國上升為一等國，與歐洲列強談笑風生。同時，在一戰結束之前，歐洲的主導政體仍然是君主制。1911-12年，君主退場，民國肇建，但人們仍然很容易論證，君主制是世界主流，而共和制只是例外。

但到一戰結束之后，情況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德意志第二帝國、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紛紛“走向共和”，共和制從邊緣政制一躍成為主流政制。中國的共和主義者獲得了更大的信心來捍衛共和制度，而君主立憲從此很難再獲得廣泛的精英支持。

一戰中爆發了十月革命，產生了新的蘇維埃國家，蘇俄對于新社會制度的探索，對列強產生了極大的沖擊。1919年的巴黎和會排斥蘇俄，但也未能建立列強之間新的“大國協調”，在巴黎和會上大出風頭的美國甚至沒有加入和會決議建立的國際聯盟，而受到和會懲罰的德國仍然具有復仇的愿望與力量。與1814-15年的維也納會議相比，巴黎和會在重建穩定國際秩序方面表現相當失敗。

巴黎和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