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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作于1908年的《突厥游記》稿本贊賞青年土耳其黨人的立憲運動。在光緒去世、“國會請愿”遭受挫折時，康有為一度主張仿效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兵諫”。在1910年致孫寶琦的《與慕帥書》中，康有為指出，中國不開國會則已，一旦開國會，就必須成功。如果不開國會，列強可以將中國作為“行尸走肉，冢中枯骨”，中國可以得以茍延殘喘。但是一旦開始開國會的運動，列強察覺中國正在救亡圖存，必然會加強對中國的壓迫，因此國會運動必須成功，達到強國的效果。

在此，康有為向孫寶琦講述了土耳其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兵諫”逼迫蘇丹召開國會的故事，請求對方糾合群帥，共同通電，請朝廷召開國會。在列強環峙、軍隊思變的環境下，當政者將不得不考慮開國會選項。^[11] 1911年他在《于晦若李柳溪兩侍郎談責任內閣例語書后》一文中，曾再一次“密告”上述計策:“故為公今計，及早自立，速聯各省封疆，辦突厥之舉，則國家可救，人望大歸，乃助政黨，可大可久，上策也。”^[12]

慶祝青年土耳其黨人革命的宣傳畫

而對于流亡于海外的革命黨人而言，土耳其也是一個重要的參照點。在立憲派與革命派論戰中，立憲派提出革命可能會導致外國干涉，從而導致中國亡國。胡漢民在1908年的《駁總匯報懼革命召瓜分》中引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亞兩個例子駁斥“革命必致外國干涉說”，指出關鍵在于中國民族（胡漢民在此僅指漢族）能否展示自己的力量。土耳其雖然國政腐敗，“而列強審其民族，有自衛之能力，謂其兵士皆知以死捍御他族，遂各寢其兼并之計劃。”^[13]

胡漢民尤其強調，土耳其軍隊原來忠于蘇丹政府，在青年黨的勸導下，起兵反對專制，這對中國革命尤有啟發。胡漢民引此例要說明的是，滿人統治中國，借助其實是漢人的力量；如果漢人都能像土耳其軍隊那樣，起兵反對專制，則專制必亡。這一論述，體現出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對革命策略的認識上的某些進展：他們認識到，搞刺殺和小規模的武裝起義都難以達到革命目標，要推翻清廷，還必須從策反軍隊入手。

胡漢民作于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一文則進一步比較了土耳其革命與中國革命。胡漢民指出，土耳其建立君主立憲，是可行的，因為統治者是土耳其人，而要求立憲的被統治者也是土耳其人，沒有民族上的隔閡。但放在中國，卻是行不通的，因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不同的種族，最終無法調和。

中國的情況，更應該以希臘的情況來比較——當時土耳其已經宣布立憲，但希臘仍然堅持革命斗爭，最終獲取獨立。這是因為作為文明民族的希臘不愿受落后民族土耳其統治。漢人應當以希臘人反抗土耳其人為榜樣，從落后的滿人那里爭取民族獨立。另一方面，即便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屬于同族的土耳其，亦不滿足于單純的君主立憲，廢黜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蘇丹，這證明了中國在“異族統治”的情況下，更應該奮起革命。^[14]

由此可見，青年土耳其黨人運動，立憲派視之為立憲運動，革命派視為之革命，可謂各取所需，皆大歡喜。^[15] 1911年10月底爆發的“灤州兵諫”，可以說不無青年土耳其黨人的色彩。康有為當時也表示了對兵諫的支持。清政府匆忙頒布《十九信條》，實現君主立憲，任命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的內閣，然而一切為時已晚。隨著南北和議的達成和清帝的遜位，立憲派的君憲夢也被擊碎。這促使康有為回過頭去反思君憲何以在中國失敗。

1912-1913年巴爾干戰爭期間的希臘語宣傳畫，將奧斯曼帝國畫成惡龍

戴東陽考證指出，在《突厥游記》的1913年刊本中，康有為對1908年稿本作出了大幅修改，使其基調從熱情洋溢的贊頌，變成冷靜乃至冷酷的觀察和評論。^[16]新版本指出，阿士文黨人多游學于法國，過多地接受了法國的政治知識，“然法人不同英、德，本不長于政治，但嘩于革命耳。”阿士文黨人開始只在伊斯坦布爾宣傳，蘇丹將其流放到小亞細亞，引發了阿士文黨人極大的怨怒，從而到處宣傳反蘇丹專制思想，從小亞細亞到全國各部，都逐漸受到他們的影響，“漸而回教徒、耶教徒、突厥人、亞馬尼亞人，皆思自由而排帝政焉”。蘇丹不敢大力鎮壓，“于是突民輕突主之無能為也，益肆無所憚”。^[17]

康有為進一步批評，土耳其民眾對于立憲有很大的誤解，認為立憲就是猖狂自由，無不可為，“無論何政俗，皆曰今行立憲即改矣”。民眾的期望越來越高，而君主很難滿足，但如果再行壓制，其結果可能是引起更大的反彈。在此，康有為提出了兩個負面例子，一個是波斯的立憲，另外一個就是1905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立憲，兩個立憲事件都與國內動蕩相伴而行。^[18]

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利，沙皇俄國各地爆發反對沙皇政府的革命——這次革命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中國晚清立憲派和革命派的辯論，被視為立憲國家優于專制國家的證據。作為讓步，沙皇政府推行有限的憲政改革，建立國家杜馬行使部分立法職能，同時頒布俄羅斯帝國基本法，但在其中明確規定君主專制。這一有限的憲政改革從表面上來看增加了沙皇政府的合法性，但同時也打開了民族主義分子走向民間進行政治動員的閥門。沙皇俄國并未因立憲而變得更加穩定。

波斯立憲運動開始于1905年，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政府的應對方式，引發了越來越嚴重的公眾抗議。1906年8月4日，穆扎法爾丁國王作出讓步，承諾制憲。1906年12月30日，國王彌留之際簽署了新憲法，新憲法規定的是一個二元制君主立憲體制，國王擁有行政權。1907年初，穆罕默德·阿里·沙繼任王位后，與議會之間發生沖突。國王依靠俄軍發動政變，議會軍展開反攻，于1909年7月占領德黑蘭。1909年8月5日，第二屆議會選舉產生，但議會中的民主派和保守派在首相人選及武裝等問題上爭執不下。穆罕默德·阿里·沙依靠俄軍，撲滅了議會革命，卡扎爾王朝復辟。

這里的問題是，動蕩究竟從何而來？在俄國，局勢在尼古拉二世立憲之前就已經相當動蕩。在波斯，則是繼任國王穆罕默德·阿里·沙政變在前，議會抵抗在后。而1909年土耳其廢黜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革命，一開始也是由于效忠蘇丹的軍隊發動叛亂而引發，很難說是因為立憲黨人的貪得無厭才導致對抗的升級。但康有為并沒有對這三個案例進行更為具體的分析。他不僅批判土耳其青年黨人受到很深的法國影響，同時也批判歐東、亞西、俄、波斯各國受到法國思想過大的影響。在他看來，法國的思想不是已經導致動蕩，就是會在未來帶來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