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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 蘇堤|@北大朗潤園】

30年的歡喜冤家，學術諍友面對面來一場辯論，這恐怕是很多人都少見的場景。11月9日，美國大選結果揭曉日，林毅夫和張維迎在北大朗潤園同臺PK，有人把他們的辯論比作，美國大蕭條時期凱恩斯和哈耶克之爭。

雖然言重了，但雙方的觀點之對立，倒是頗有當年之景象。

林毅夫一開場就稱，我們是30年的老朋友；而且在結束辯論之后，配合攝影師，他們倆來了幾張非常燦爛的合影。

圖片由北大國發院提供

如果是第一次傾聽張維迎的講座，盡管你不甚同意他一些比較激進的看法，但還是會被他的認真、幽默，對林毅夫的犀利批評給逗樂。忍不住為臺下的林毅夫捏一把汗。

好在林毅夫有度量。林毅夫在圓桌辯論的時候訴苦道，“維迎把所有對產業政策的批評，全扣在我頭上，我太委屈了”，但全場都露出大大的笑臉。倒是張維迎一邊拋冷笑話，不顧全場樂成一片，他都表情冷峻。

“林毅夫等人認為，盡管許多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政府不能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關鍵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樣的產業政策。這種觀點很類似上世紀80年代有人捍衛計劃經濟的觀點：不是計劃經濟本身不好，而是我們沒有把計劃經濟搞好！只要尊重價值規律、尊重科學，計劃經濟是可以搞好的。我希望我有關產業政策失敗的兩個原因已經證明，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確的產業政策’，過去沒有過，現在沒有，今后也不會有?！?

王石這樣的新聞焦點人物在臺下就坐，有兩位學術大拿在場，他都黯然失色了。這三個小時，對所有關心中國經濟的人來說，都是一場盛宴。

但對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來說不僅如此，“雖然很多人可能覺得張維迎老師觀點太激進了，未必支持，但是林張兩位老師觀點都需要：張維迎一直強調人類認知是有局限的，這就是在給我們敲警鐘，如果沒有人敲警鐘，政府官員容易自負，包括我們經濟學家也容易自負。”

“希望更多的人參與到產業政策的討論來，仔細研究中國，哪些產業政策我們成功了，哪些做錯了，或者根本不值得做。通過此次交鋒，吸引更多的人做一些實實在在的研究，就是對中國的學術進步，也是對中國經濟進步做出的貢獻。"

這是姚洋的心愿，也是我們的心愿。

以下根據張維迎教授在第72次【朗潤·格政】產業政策思辨會上的發言整理，已經張維迎教授本人審閱。觀察者網經主辦方授權發布。（觀看全場辯論，可點擊播放以下視頻）

首先澄清兩個基本概念。

第一個是關于產業政策的含義。我理解的產業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經濟發展或其他目的，對私人產品生產領域進行的選擇性干預和歧視性對待，其手段包括市場準入限制、投資規?？刂?、信貸資金配給、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進出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土地價格優惠等。

這里的關鍵詞是“私人產品”和“選擇性干預”。政府在公共產品上的投資不屬于產業政策，盡管對什么是公共產品，經濟學家之間存在意見分歧。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屬于產業政策，如統一的公司所得稅不是產業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稅減免屬于產業政策。專利保護是知識產權問題，不屬于產業政策。地區政策也不屬于產業政策，盡管經常與產業政策伴隨。

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于問題的討論。

第二個是目標模式和改革過程的區別。林毅夫經常把有關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定位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路徑混淆在一起。在他看來，主張市場主導、贊同新自由主義就是主張“休克療法”，主張漸進主義改革等同于政府主導。所以他把“休克療法”的惡名戴在新自由主義頭上。這是完全錯誤的。

在林毅夫眼里，我大概屬于“新自由主義者”，這一點我不會否認，盡管我更愿意稱自己為“古典自由主義者”。但我也是改革的漸進主義者。1984年春我提出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就是一個漸進主義的改革思路（林毅夫也經常強調雙軌制的漸進性質）；1993年我和易綱合寫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歷史視角”一文，分析為什么漸進改革在中國是一種必然；2008年我也寫過漸進改革的文章。我的漸進主義觀點一直沒有改變，它不僅與我的自由市場理論不矛盾，而且正是我的自由市場理論的延伸。

事實上，絕大部分古典自由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是不贊同“休克療法”的。因為，按照哈耶克的觀點，制度是自發演化的結果，不是人為設計出來的。演化一定是一個漸變的過程。

盡管我不贊成休克療法，但我覺得林毅夫對前蘇聯國家改革路徑的否定還是太武斷了。他完全忽視蘇聯1990年前的歷史事實，沒有認識到實行了70年計劃經濟的蘇聯和只有20多年計劃經濟的中國相比，改革的初始條件有很大不同。蘇聯解體之前戈爾巴喬夫并沒有選擇休克療法，葉利欽時期的改革更像是搶救式治療，因為葉利欽主政前，蘇聯已經休克了，已經沒有走漸進改革的可能。

歷史不是一塊白板，我不認為一個模式可以適用于所國家。

下面，我講五個點：第一點，我和林毅夫關于市場理論范式的分歧；第二點，我為什么反對產業政策；第三點，外部性和協調失靈不構成產業政策的正當性理由；第四點，林毅夫“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在邏輯上是不能自洽的；第五點，林毅夫“增長甄別法” 的謬誤。

我和林毅夫關于市場理論范式的分歧

我和林毅夫有關產業政策的分歧，其實是有關市場理論的兩個不同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范式是“設計范式”，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演化范式”。

新古典經濟學把市場理解為資源配置的工具。為了證明市場的有效性，它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強但不現實的假設。反過來，當這些假設不滿足時，就出現了所謂的“市場失靈”，包括外部性導致的市場失靈，不完全競爭導致的市場失靈和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市場失靈。

林毅夫所有的理論都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失靈為基礎的。這一點他自己也不否認。針對劍橋學者張夏準說他“太忠實于新古典經濟學”，“不能把自己從新古典經濟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批評，林毅夫辯護道：“新古典經濟學針對這一切來說是一個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個制約因素。它很靈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動態性和協調失靈這些讓政府扮演著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時還提供了一個標準，來判斷政府是否過于偏離比較優勢產業。沒有前者，發展中國家可能會缺乏應有的智慧去抓住發展優勢產業機遇，并為可能的產業升級和發展奠定基礎。但是，如果沒有后者，如歷史記錄所強調的，政府可能會犯下許多代價高昂的錯誤，…”（《新結構經濟學》第130頁。 ）

顯然，在林毅夫看來，新古典經濟學簡直是萬能的靈丹妙藥，既能告訴政府應該做什么，又能告訴政府不能做什么！

我不理解的是，一方面，林毅夫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失靈理論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他又公開高調地批評別人“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是行不通的”。為什么別人信奉新古典理論是“照搬”，他自己信奉新古典理論就是“創新”？為什么新古典理論在他手里是戰無不勝的“神器”，在別人手里就變成了不堪一擊的“神話”？我不理解林毅夫講的“照搬”是什么意思，但在我看來，如果有誰在“照搬”的 話，他本人一定是其中之一。

我本人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評價沒有林毅夫那么高，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并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至少不像林毅夫說的那么好。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靈，其實是市場理論的失靈，不是市場本身的失靈。我認為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市場理論，是一個更好的分析范式。

根據米塞斯-哈耶克市場理論范式，市場是人類自愿合作的制度，是一個認知工具，市場競爭是人們發現和創造新的交易機會、新的合作機會的過程；市場最重要的特征是變化，而不是均衡。市場的有效性不需要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恰恰相反，這些假設與市場競爭是不相容的。比如說，在新古典經濟學里，最好的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但“完全競爭”與創新根本不相容，因為創新一定會導致競爭的不完全，甚至所謂的“壟斷”；新古典經濟學里，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但根據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市場的優越性正是來自不完全信息，因為市場以分工和專業化為基礎，分工和專業化的價值就來自信息不對稱。正是由于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的分散性和主觀性，我們才需要市場。

新古典范式和米塞斯-哈耶克范式的區別突出地表現在對企業家作用的認知上。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是沒有企業家的市場，因為新古典的假設使得企業家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偏好給定、資源給定、技術給定，信息是完全的，沒有不確定性，每個人同等聰明，當然也就沒有企業家的用武之地。

在米塞斯-哈耶克范式里，企業家是市場的主角，發現和創造交易機會是企業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過企業家發現不均衡和套利，市場才趨向均衡；正是企業家的創新，使得市場不斷創造出新的產品、新的技術，并由此推動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

信奉新古典范式的經濟學家有時也使用“企業家”這個詞，但他們說的“企業家”不過是一個計算器：給定目標和手段，按照“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的規則計算出最優投入和產量。制定這樣的決策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機敏，不需要判斷力。但對真正的企業家來說，想象力、機敏和判斷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林毅夫有關產業政策的爭論，與我們對企業家精神的不同理解有關。

我應該為新古典經濟學說句公道話。盡管新古典經濟學并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容易誤導我們對真實市場的理解，但仍然是一個有用的分析工具。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公共選擇學派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發展出來的政府失靈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市場失敗理論的謬誤，從而使得市場失靈不再構成政府干預經濟的充足理由。

林毅夫一方面對市場失靈濃墨重彩，另一方面，對政府失靈輕描淡寫。在他的理論里，政府官員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么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有能力和激勵判斷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