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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價值觀’有利于我們解構西方所謂的‘道德優越感’，形成我們自己價值觀的‘心勝’。”

“一種價值的作用，第一是解決問題，第二是解釋現狀。現在西方的價值觀無法做到這兩點。”

“即使在文明圈內，也存在沖突和較量。如何看待突破了文明圈的‘文化內戰’現象？”

4月26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98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研究員宋魯鄭先生一起對亞洲的智慧與價值觀進行了解讀。以下為觀察者網根據節目內容整理的文字稿。

張維為：

2020年一場新冠疫情襲來，東亞國家總體的應對表現要明顯地好于歐美國家。這再一次引起了外部世界對東亞文化的關注。很多有識之士都關注到，東亞文化好像更加注重集體，更加關注自由與自律的平衡，更加相信政府的作用等。

這使我想起上世紀90年代國際上關于“亞洲價值觀”的討論。那場討論的大背景是這樣的，上世紀70年代日本崛起，隨后又有80年代“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我們的臺灣地區、香港地區）的經濟起飛，這些社會的文化自信也開始復蘇，他們覺得可能自己有獨特的價值觀，也能夠創造經濟現代化。熟悉西方崛起過程的人都知道，德國很有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寫過一本名著，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認為，新教要求它的教徒履行天職，包括奮斗致富，然后獲得上帝的救贖。這種倫理帶來了英美德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坦率講，我覺得馬克斯·韋伯這樣的解釋有一點牽強附會。但不管怎樣，這本書是很有影響力的。

東亞一些學者也提出，儒家的倫理，特別是崇尚教育、勞動、勤奮等這些價值也是東亞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時不少亞洲學者和政治人物都參與了這個話語的建構和討論。其中聲音最響亮的應該是兩位政治人物，一個是新加坡的總理李光耀，另一個是馬來西亞的總理馬哈蒂爾。他們認為，亞洲社會和西方社會有不一樣的價值觀，但是也可以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甚至是更好的現代化。李光耀認為，“亞洲價值觀”使新加坡從原來貧窮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變成了比較富有的國家。

他們的觀點遇到了西方主流學者的抵制，而亞洲國家內部也有分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西方主流觀點就認為，這意味著“亞洲價值觀”的失敗，這場討論也就戛然而止。但很多人還是不同意這個觀點，90多歲高齡的馬哈蒂爾不久前還在說，“亞洲價值觀”是正確的。

李光耀大家都比較熟悉，是新加坡的一位資深政要。他是這樣說的，“亞洲價值觀”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社會與國家利益優先于個人利益；二是民主的目標是實現好政府；三是政府和人民之間是互相信任的關系；四是和諧比沖突更有利于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幸福；五是國家之本在于家庭；六是國家要尊重個人；七是不同的宗教應該互相補充，和諧相處。

李光耀認為，這些價值觀主要來源于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同時也有現代的成分，包括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對市場經濟的接受等。但“亞洲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差別主要在于，即使這些價值是誰都想要的，大家都認同的，它們的優先排列順序是不一樣的。在“亞洲價值觀”中，族群、社會、家庭利益是比較優先的，而不是西方那種個人、自由、權利優先。這是最大的差別。

李光耀也強調依法治國。我們知道，新加坡是一個法紀比較嚴明的國家，但它也強調以德治國。為了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襲，它公開提倡儒家的八種美德，而且結合新加坡國情作了一種新的詮釋。這八個美德就是：忠、孝、仁、愛、禮、義、廉、恥。新的詮釋是這樣的，“忠”是指忠于國家，要有國家利益第一和群體意識。“孝”指的是孝順長輩、尊老敬賢。他認為，家庭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是“鞏固國家、民族永存不敗的基礎”。

李光耀還說，“仁”與“愛”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善精神，要關心他人，做“有人情味的人”，避免像西方社會那樣用金錢來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禮”就是要區分為形式和誠意兩個方面，他覺得禮尚往來能夠產生良好的互動關系，同時也強調，禮貌的形式是要有教養。

李光耀還認為，義就是信義。政府和人民之間、新加坡各個民族之間、每個人之間要坦誠守信，不要欺詐或者見利忘義。“廉”主要針對政府官員和政治人物，他們要清廉。“恥”就是知美識丑。他覺得，“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美丑不分，對文明的行為不以為美，對丑惡的行為不以為丑的話，那么，這個國家標準就亂了，距離垮臺就不遠了。”

1978年11月，鄧小平出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機場歡迎（圖源：人民網）

“亞洲價值觀”的另一位主要提倡者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他信仰的是伊斯蘭教，所以他的“亞洲價值觀”有自己的特點。和李光耀一樣，他認為“亞洲價值觀”強調家庭、尊重權威。這個權威包括家長、老師、政府等。另外，他還強調政府的責任，包括政府對社會進行干預的權力，也強調群體的經濟社會利益優先，而不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優先。要重視社會穩定，依靠達成共識來解決問題，而不是通過對抗來解決問題。在民主問題上，馬哈蒂爾有這樣一個觀點：“民主不是宗教，我們必須審視我們的民主，人民和國家的福祉比民主更為重要。民主是為國家和人民而生的，而不是為民主自己而生。”

馬哈蒂爾的“亞洲價值觀”有這么幾個特點，一是馬哈蒂爾在國際舞臺上敢怒敢言，經常批判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不公正，也一直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我記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他說，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貪婪惡劣，策劃了這場危機，使我們馬來西亞的經濟倒退了整整20年。他也敢于為弱小國家打抱不平，使他在90年代成為第三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一個主要代言人。

第二， 他主張馬來的民族主義。對內，他追求馬來人的領導權；對外，他反對西方的帝國主義。 他呼吁馬來人克服白人長期殖民統治給馬來民族造成的“自卑心理”。

第三，他提倡的“亞洲價值觀”呼吁穆斯林注重伊斯蘭的內涵和精神，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和各種不必要的繁文縟節。他反對宗教極端行為，認為穆斯林社會不要相信“宿命論”，而是要與時俱進，推動國家的現代化。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這些國家遭受重創。西方的批評者認為，“亞洲價值觀”要為亞洲金融危機負責。為什么？因為它導致了任人唯親、裙帶關系和腐敗的泛濫。亞洲金融危機暴露了這些問題。在對亞洲金融危機原因的分析中，很多美國的學者，以及我們國內一些學者，把重點放在了一個叫“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詞上。也就是說，東亞模式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政府主導經濟，引起利益集團和官商勾結，造成信貸膨脹、權錢交易、缺乏權力監管，結果就導致了泡沫經濟。

但與此同時，很多東亞學者則持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也就是說，國際金融市場缺乏監管，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金融大鱷興風作浪，大發橫財，這個過程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腐敗。一些國家和地區被美國忽悠而過早地開放資本市場、缺乏國際金融體系的監管等因素造成了亞洲金融危機。

我提過一個觀點，就是“賭場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兩者的結合造成了這場亞洲金融危機。我們有一個通俗的講法，就是蒼蠅不叮沒有縫的蛋。蒼蠅和雞蛋上的縫都是危機的原因。所以我們既要譴責“權貴資本主義”，也要譴責“賭場資本主義”。我們要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遏制“賭場資本主義”，否則國際金融問題還會出現大的危機。

2008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次貸危機引發了金融海嘯，不僅重創了美國自己，還禍害了整個世界，這是個很典型的例子。此時此刻，美國為了救富豪、救經濟，采取了以鄰為壑、金融放水的政策，我想最終的結果可能也是害己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