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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美國和中國。1890年前后，美國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他就發動了美西戰爭，占領了菲律賓和古巴等西班牙的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國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以中國今天的軍事實力，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地收復所有被鄰國占領的南海島礁，但中國沒有這樣做，而是主張通過談判來解決分歧。

作為一個崇尚以和為貴的文明，中國人是從自己近代史上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西方入侵中，認識到沒有強大的國防，就會任人宰割，所以才開始追求民族復興和強大國防的目標，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今天中國人對自己的國防能力很有信心，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國家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挑戰，中國保持著強大的止戰能力，保持對美國說No的權利。

我一直說，美國人是最承認實力的，我們該展示實力的時候，一定要展示實力。美國有一個慣用的表述方法，很能反映美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If I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如果我無法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

這次中國和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很大程度上是兩個國家綜合實力和治理能力的同臺競爭，中國是遭遇戰，倉促應戰后很快穩定下來，一手爛牌打成一手好牌。相比之下，美國以逸待勞，坐失良機，打得荒腔走板，一躍成為全球疫情的震中。 截止4月9日9點半左右，美國累計的確診人數是430376例，死亡人數高達14739例，死亡人數是中國的4倍多，全面領先世界，特朗普總統是這樣說，如果最終能夠把死亡人數控制在10萬內，就說明我們干得不錯，真讓人毛骨悚然！

就這樣的作戰水平，美國政客還要甩鍋中國，連艾莉森教授都看不下去了，他不久前在《外交事務》雜志上寫道：美國政客把矛頭對準中國，這是逃避現實，“他們試圖逃避為自己的失敗承擔責任”。他認為，不管中美結構性的沖突如何，在戰勝冠狀病毒這方面，美國面臨的緊迫挑戰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自己未能調動起與這種威脅相匹配的反應能力。他主張中美雙方，應該合作應對這場疫情。他說，中美都應該認識到，彼此都需要對方來擊敗病毒這個致命的敵人，因此即使是有限的伙伴關系，在戰略上也是必要的。

一方面，我同意艾莉森教授的這個觀點，中美應該合作抗疫，但細看一下，他這句話還是有點問題的。他是這樣說的，“彼此都需要對方來擊敗病毒這個致命的敵人”，但今天的事實是，中國幾乎憑借一己之力，遏制住病毒傳播，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偏執狂們一直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現在美國自己成了疫情震中。這是中美關系中的一個巨大變化，這種情況今后估計將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內發生，這本身也是百年未有大變局的一部分。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女士 圖自新華網

不久前，美國93位前高官，包括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和三位前美國駐華大使，發表了一篇聲明，呼吁中美合作抗疫；聲明中這樣說，中國生產醫療設備的能力，中國醫務工作者的經驗以及疫苗研發方面，我們可以進行跨國合作，并認為雙方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進行合作”，“美中兩國如果不展開某種程度的合作，任何抗擊新冠病毒的努力--無論是在國內拯救美國人的生命，還是在國外抗擊這種疫情，都不會取得成功。”

與美國現任的國務卿蓬佩奧這樣的偏執狂相比呢，這個聲明中包含了更多的理性，我覺得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她也看到了中美雙方抗疫能力實際上是不對稱的，她看到了中美兩個大國應該合作應對這場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但這封聲明還是延續了美國人的傲慢與偏見，竟然提出：“中國在應對新冠疫情的問題上還是有不少方面需要負責：最初的隱瞞，持續缺乏透明度，沒能全面與美國和國際醫學機構充分合作，公然發起宣傳運動，將危機的責任轉移到美國等。”這樣的指控是中國人斷然不能接受的。在這種認知基礎上，雙方是無法進行合作的。

美國要做的，首先是深刻反思自己的制度危機，糾正自己防控過程中的各種嚴重失誤和漏洞，否則中國人怎么幫你也是沒有用的。中國不會像美國那樣，在美國危機的時候落井下石，我們對美國人民蒙受的苦難感同身受，我們也會向美國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義幫助，這是任何國家都應該做的，但兩個國家之間大規模的合作，需要有良好的氛圍，需要把對方看作朋友，而不是敵人，需要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如果到今天還是盛氣凌人，惹是生非，不斷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那誰買你的賬？我們將給予堅定的反擊。

艾利森教授在談“修昔底德陷阱”的時候多次強調，中美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的，是難以調和的。其實，這沒有什么了不起，中國發展模式的最大特點就是擅長“調結構”，中國是“調結構”專家。在這方面，我們要做的是進一步全面增強中國的綜合實力，包括軟硬實力，同時讓美國清晰地知道，任何時候都不允許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

接下來，我再談談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我們知道，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英國人瓦特1776年發明蒸汽機為標志開始的，但在這之前，英國已經通過戰爭擊敗了自己的主要對手西班牙，成為新的世界海上霸主。后來英國又打敗法國，從法國人手中獲得了今天的加拿大等大片領土。換言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前后，英國已經通過戰爭手段，為自己打造了一個包括商品、勞力、資本、原材料市場在內的統一國際市場。第二次工業革命是從19世界下半葉開始，以發電機、內燃機為標志，資本主義隨之就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先是英國，然后是法國，然后是德國，還有一些其他歐洲國家，很快把整個非洲瓜分完畢。總之，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本身都伴隨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血與火、擴張和殺戮。

由于種種原因，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在這個節目曾經說過這么一個觀點，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我們艱苦奮斗、篳路藍縷，為中國崛起奠定了基礎，包括政治制度的基礎，包括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建設、獨立的國防體系，獨立的科技體系的建設，還包括土地改革、婦女解放、教育普及、基本醫療等等社會事業，為中國崛起創造了基礎條件。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幾乎是以每十來年完成一場工業革命的速度，一路追趕過來。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來年，我們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可以說完成了以紡織業為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從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十來年，大致完成了以電力、內燃機、石化工業和中高端基礎設施為主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然后，幾乎與西方同步進入以信息化和通信產業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起初是追趕，隨后是逆襲，現在已經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佼佼者。現在，世界正處在從第三次工業革命轉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轉折期，以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通訊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極大地改變人類生活和運作的方式。應該說，中國已經進入這場新工業革命的“第一方陣”，而這一切都是在和平中實現的，這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奇跡。

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新陳代謝和激烈競爭前所未有，同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第一方陣的中國和美國，是否會發生沖突和戰爭？坦率說，局部沖突不能完全排除，但中美兩個大國都是核大國，他們之間發生全面戰爭的概率是很小的。此外，中美兩國有許多深度的利益交融，我相信中美兩個國家最終會找出一條合作共贏的道路，但這需要經過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