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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欣賞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他的觀點一貫是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來延伸而來。我自己覺得，為什么我們尊重自己的文化，核心是文化底蘊的背后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識。我們今天的知識比起過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我們今天小學生的知識可能都超過了孔子超過了蘇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沒有增長多少。我想我有一個善意的建議——但福山教授不會接受：您講的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恐怕上面還要加上一個‘某種智慧’。

比如說我觀察美國，美國打了這么多仗，從戰術上來講，是贏的，但從戰略上講幾乎都沒有贏，實際上某種程度上是智慧的問題。越南戰爭是這樣，阿富汗戰爭是這樣，伊拉克戰爭也是這樣，還有其他的戰爭，所以我覺得恐怕要更多地強調一些智慧的原因。

不久前我去德國講課，一個德國經濟學家跟我講了一段故事，說最近默克爾總理問他，為什么德國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德國的經濟學家說：總理呀，你不要擔心，有一流的經濟學家，就不會有一流的經濟了。換句話說是經濟學出了問題，出了很大的問題。在西方產生的社會科學中，我自己覺得經濟學可能是相對而言更接近一點真理的科學，因為它最接近自然科學，什么都可以用數學模式來表示。坦率地講，我覺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會科學，如政治學，跟經濟學相比恐怕離真理更遠，所以我們要大膽地探索話語的創新，這點我跟福山教授是一樣的，他現在也在沖破傳統的西方政治學的范圍，從他這本新書就可以看到，他是用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考古學等等綜合地來探討。我覺得這種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盡管一些觀點我不完全同意。

當然我自己也好，我認識的朋友也好，我們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遠一點，我們確實是在質疑整個西方的話語體系。我們覺得在這樣的努力中，我們并不是要證明我們怎么好，西方怎么差，也不是希望西方證明他怎么好，我們怎么差。我是覺得我們需要有一種人類社會的努力來解決現在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從消除貧困問題，到文明沖突問題，到氣候變化問題，到城市化帶來的弊病等等新的問題。西方的智慧確實不夠用了，東方的智慧應該作出自己的貢獻。”

我這番講話中有兩點，請大家特別注意。

第一點，我說中國文化是八大菜系文化，美國文化是麥當勞文化，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他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辦法收編它。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文化自信。麥當勞文化有其長處，如標準化制作、統一的中央廚房、明亮歡快的色彩等，但麥當勞文化就是麥當勞文化，它的深度、廣度和厚度是無法和八大菜系比擬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它是世界上連續時間最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結合。我最近推出的《文明型國家》就是全面論述這個觀點的。

中國任何一個成功之處，包括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后面都有數千年文化的積淀，同時又借鑒了其他文明的長處，所以它一定是超越西方模式的。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其特別的規模效應，今天的中國事實上正在重新界定什么是現代化，什么是現代性，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良政，就像觀察者網正在重新界定什么是一流的時政網站。

第二點，福山先生認為現代政治秩序需要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我建議他再加上“某種智慧”。如果說今天他來問我，“某種智慧”指什么，我大概會這樣說：在21世紀的政治制度競爭大概主要看這么三點，這也是我對中國模式的一種總結。

一是看你這個國家有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這個國家有這樣的力量，勝出的可能就比較大，如果沒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坦率地說，中國有，而美國已經沒有了。

二是看你能否既發揮好市場的作用，也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經濟才能真正成功。單靠市場經濟，或單靠政府的作用，都無法真正成功。

三是看一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在21世紀所面臨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的挑戰，沒有這樣的能力，你的社會將是分裂的，你的體制將是僵化的。世界各個國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夠推動改革的國家好像只有中國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

正是基于以上三點的比較，我更看好中國模式。

張教授為獲獎讀者贈送親筆簽名新書《文明型國家》

最后，我再談談我個人對福山的評價。他的優點和不足都很明顯。

先說優點。首先，在西方自由主義學者中，他的心態更為開放，更加愿意聽取不同的意見。他現在幾乎每年都到中國來，對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功，多次作過高度的評價。他私下也講過，他之所以經常來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時候，沒有預料到中國的崛起，他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帶來了中國的崛起。在這方面，他比我們國內很多自由主義學者要強得多。

第二，他也在努力突破西方政治學，特別是戰后形成的西方政治學過于專業化的局限，努力推動跨學科的綜合性政治研究。他《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涵蓋了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領域。這代表了社會科學未來發展的方向。中國研究，或者叫中國學，也應這樣去做，非綜合，非跨界的研究根本說不清中國道路。

第三，福山原來是新保守主義陣營的大將，但他明確反對伊拉克戰爭，并因此而宣布與新保守主義陣營分道揚鑣。當然，他這種立場也源于他的認知，他反對龐大的社會改造工程，認為那才是保守主義的核心原則。在這一點上，他既是有見地的，也是有原則的。

不過，他的不足也很明顯。首先，他還是無法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特別是黑格爾的線性歷史觀，還有黑格爾的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論，實際上當年中國學者嚴復就批評黑格爾，認為這種理論導致了西方對非西方國家的奴役。

第二，他缺少中國人講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精神，他喜歡理論推演，這本身不壞，也是學者都要下功夫做的事情，但中國人說“知行合一”，一定要接地氣，否則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比如他說中東之春，背后是龐大的崛起的中產階級，這些國家哪里有什么龐大的中產階級。對于政治學研究來說，沒有實地考察的基本功，沒有對真實世界的整體把握，很難提出可以指導實踐的理論。

第三，他缺少對“歷史大勢”的準確把握，他比一般的西方政治學者高明很多，他關注到中國的崛起，并且在不同的場合贊揚中國奇跡，這和國內公知全然否定中國的一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他還是邁不出這一步，就是世界正在迅速地進入后美國時代、后西方時代，而中國的全面崛起是世界進入后美國時代、后西方時代的一個主要標志，代表了世界發展的“歷史大勢”。

我今天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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