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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美國《赫芬頓郵報》組織了一次關于政權合法性的國際學術討論。期間，不少西方學者對既有范式重新反思，部分觀點頗有意思。張維為教授受邀參與此次討論，并于3月1日在《赫芬頓郵報》上發表文章，闡述了中國政權合法性的“前世今生”。本文為教授提供的中文版。】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維為）

西方社會一般認為，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于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的選舉，但這種認知面臨兩個挑戰：其一，這種多黨制下的普選制度歷史很短，比方說，美國黑人是到了1965年才真正獲得了選舉權，人們是否可以質疑在此之前的美國政權不具有合法性。其二，這種制度只能在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內實行，比方說，很難想像今天的歐盟能通過一人一票來獲得合法性并發揮整合歐洲的作用。

這兩點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人對政權合法性的認知與西方認知的巨大差異。

中國不是一個典型的民族國家，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型國家，即一個歷史從未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疊合。這似乎有點像歐洲的古羅馬帝國還沒有滅亡，一直延續到今天，其內部包含了巨大的區域差別和文化差異，但同時又擁有統一的中央政府、現代經濟、超大型的人口規模（大約等于今天100個普通歐洲國家之合），使用數千種方言，但也使用統一的書面語言。這樣的國家本質上是自己漫長歷史上“百國之合”而形成的。一旦采用西方對抗性政治模式，她將變得無法治理乃至解體，就像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后采用了美式政治制度，結果導致了軍閥混戰，無數生靈涂炭。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其政權合法性根植于數千年歷史所形成的傳統。中國于公元前221年實現了統一。中國今天所謂的“一黨治理”對于許多西方人可能顯得不具備合法性，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卻不這么認為。實際上，過去二千多年的多數時間內，中國一直實踐著某種形式的“一黨治理”，即由一個通過考試產生的統一儒家執政集團來負責國家治理。這種執政集團可能代表天下蒼生，也可能只是自稱代表了天下百姓，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過去二千多年的多數時間內，中國是一個比同時代歐洲國家治理得更好的國家，它在多數時間內比歐洲國家更為和平與繁榮，這種情況大致延續到18世紀，后來由于自我封閉等原因，中國錯過了工業革命。

中國政權合法性的論述主要包含三個概念：

首先，自漢朝以來形成的儒家“天命觀”。孔子提醒中國統治者“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統治者必須勤政為民，實現良政善治，特別是維護天下太平與國家統一，改善民生，否則人民有權揭竿而起，以“天”的名義推翻政權。換言之，儒家的“天命觀”并非上帝授予的權力，人民接受政權合法性的條件是統治者必須干得好。這種中國人的“契約論”比法國思想家盧梭的“契約論”早了二千多年。中國人的“天命觀”已經與時俱進，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實現國家富強，社會公正、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盡管中國還存有許多問題，但過去30多年中，在中國政權的領導下，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維系時間最長的經濟高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獨立的國際民調機構，包括皮尤中心和伊索普公司的民調都表明，中國中央政權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2016年10月伊索普民公司的民調表明，90％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發展的方向感到滿意，相比之下，法國只有11％的國民對自己國家發展的方向感到滿意，而64％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把今天的中國描繪成缺少合法性，甚至搖搖欲墜即將走向崩潰，實在是太不靠譜了。

其次，選賢任能的理念和實踐。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曾說，“確實是中國人發明了現代官僚制度，即基于能力選拔出來的行政官員組成的永久性制度，而非基于親戚關系或世襲繼承的制度”。中國古代實行了選賢與能的科舉制度，在中國傳統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又逐步確立了一整套選賢任能的干部制度。比方說，中國最高的決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習近平主席）一般至少有過兩任省委書記或省長的歷練，在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這意味著一個決策者在成為政治局常委之前至少治理過1億人口。

再者，中國治理哲學中的“民意”與“民心”觀念。 “民意”一般指公眾輿論，“民心”則是指“人心向背”。中國哲學家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這個概念。“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在互聯網時代，“民意”可能一夜之內就發生巨大變化，但“民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東西，反映的應該是一個民族整體和長遠的利益。在過去三十多年里，中國執政者在多數情況下實行了“民心治國”。這使中國得以進行中、長期的規劃，甚至為下一代的發展進行規劃，從而避免像許多西方民主國家那樣，最多只能規劃一百天或者只能規劃到下一次選戰。

總之，西方這么多年來一直在世界各地以普世價值的名義推銷自己的政治模式，但中國堅持了自己政治領域內的探索和試驗。

中國汲取了文革悲劇的教訓，特別是意識形態極端化、否定傳統、嚴重失序和貧困的教訓。中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重新確立了當代中國與歷史中國的聯系，并從西方引入了不少有益元素。中國今天選賢任能制度也可以說是一種“選拔＋選舉”的制度，其中，“選拔”源于中國自己的傳統，“選舉”源于西方。鄧小平開創了權力有序交接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已經持續了近30年，它還在完善之中，但已經可以與西方政治制度進行競爭。在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下，不大可能產生像美國特朗普先生這種令人尷尬的領導人。

中國1978年以來的經驗表明，檢驗一種政治制度質量的最終標準應該是看其能否實現本國人民所認可的良政善治。所謂“民主還是專制”的范式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已顯得非常空洞。中國的經驗最終可能帶來一個極為重要的范式變化，即從所謂“民主還是專制”范式轉為“良政還是劣政”的范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同樣，“劣政”也可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或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人認為內容實質優先于程序形式，在尋求內容實質的過程中，會逐步產生符合一個國家傳統和國情的程序形式。

今天，我們的世界面臨著太多的不確定性，其原因幾乎都與西方如何界定政權合法性有直接關系。鑒于此，我們有必要沉下心來，認真思考一下中國歷久彌新的智慧和做法對于外部世界所能帶來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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