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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當地時間9月10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進行了2024美國大選第一輪電視辯論。經歷槍擊事件、“換登門”事件之后，兩黨競選格局初定。

哈里斯以精心策劃的形象和檢察官生涯歷練的演講口才，在辯論中不落下風；特朗則稱這是自己最好的一場辯論，并批評辯論主辦方美國廣播公司（ABC）主持人不公平?？傊Y束后，雙方陣營都稱自己贏了，美國大選的走向更加不明朗。

當全球格局進入動蕩變革期，今年美國大選格外受到各國關注。然而選舉狀況頻出，又令人難以看清美國政治與社會的真實面貌。在下文與耶魯大學華人教授張泰蘇的對談中，他分享自己對美國大選、以及美國政治運行基本邏輯的觀察和理解。

本文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ESSRA），原題為《當政治被“抽離”：美國動態重組及其全球影響再討論》。

微妙平衡：兩黨重組與選情預期

ESSRA：美國2024大選剛剛結束預選，已經出現了很多令人意外的情況。經過特朗普槍擊事件，民主黨更換候選人，兩黨副總統候選人確定等一系列事件后，我們最終看到的是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間的辯論對決。回望過去，自從2016年美國大選以來，美國政治動蕩和斗爭異常劇烈。您如何看待迄今為止本次選舉中兩黨的爭斗格局？

張泰蘇：首先，需要指出，從2016年開始，對美國兩黨來說，每一次選舉都是關乎決定國家走向的生死之爭。這種性質的選舉在美國歷史中并不常見?；仡櫞饲斑x舉，無論是2004年克里對決小布什，還是2012年奧巴馬對決羅姆尼，兩黨攻訐固然激烈，但細究兩黨核心政策卻差異不大，爭論的都是細枝末節，反過來也就是說那時候的美國仍然是一個有著精英共識的國家。而現在，白宮每次易主，帶來的都是執政理念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性調轉。本次大選自然也不例外。

美國政黨政治也出現了從代表性到組織的多重變化。90年代初，共和黨曾經是精英階層的代表，民主黨則是藍領工人的代表，而如今情形正好相反。在組織層面，2016年以前的共和黨曾經被認為是黨派紀律強、高度制度化的，民主黨則是較為松散的聯盟，如今情況也對調了。民主黨反而成為了高度制度化的、具有精英風格的政黨。這種轉變，在“換登門”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黨派利益危急存亡的關頭，將現任總統從候選人的位置上換下，這在如今的共和黨中是絕不可能做到的。

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民主黨更換候選人之后，哈里斯的民調數據和競選表現比很多人預想中要好很多。這種預期和實際效果之間的差異，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所有人都過度高估了特朗普的政治能量；第二，大家同樣過度低估了民主黨政黨機器的運行效率。

現在外界對特朗普的判斷，是以2016年的選舉表現為基準的。在其對手是拜登的時候，特朗普的表現看起來也基本維持了一貫的基本風格，抓住拜登的各種問題進行攻擊。但在攻擊對象驟然變成哈里斯之后，他展示出的政治直覺和反應能力遠不如2016年。

如果是當年，他完全有可能迅速結合槍擊事件和檢方對他的訴訟，為自己打造出一個受迫害的形象，并通過不斷重復，加強支持者和公眾對他的認知定式，激起普通民眾對精英階層的痛恨。而只要他咬死自己是一個受迫害者，同時堅持攻擊民主黨的經濟政策，將美國人過去四年中在經濟上經歷的痛苦跟民主黨綁定，效果會很好。

但事實上他并沒有表現出這樣的政治敏銳性，面對哈里斯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似乎有點不知道怎么去應對她。而他提名的副手人選萬斯（James David Vans）也沒有很好地跟他形成配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競選負資產。

當地時間9月10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哈里斯展開首場電視辯論。IC Photo

哈里斯一方，從8月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剛剛結束的電視辯論可以看出，民主黨機器在關鍵時刻依然能爆發出力量，將黨內各種派系迅速凝合在一起，對外表達出一致性。在民主黨決定換掉拜登的時候，黨內的預期并不是勝選，而是止損。他們自己都認為勝選的可能性不高，但是要盡量調動起選民的積極性，不要在白宮和國會雙線慘敗，保住盡可能多的國會席位。就目前的效果來看，民主黨競選機器啟動后體現出的能力比外部預想的要強。

黨代會演講和電視辯論中，哈里斯的表現比2020年競選時要好一些，但總體來說中規中矩，政策主張也很中庸，沒有什么特別亮眼之處。這反映了民主黨根據現實情況采納的核心競選策略——哈里斯的形象越模糊越好，她不需要過早被定性，她身上唯一需要凸顯的品牌標簽就是“她不是特朗普”，而是一個年富力強的、不是特朗普的正常政客。

這樣的形象，有助于吸引和整合所有對特朗普不滿的人群，無論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有什么身份政治上的標簽、對經濟政策持何種態度，讓這些不同的選民都能接受她。加上她自身的少數族裔、移民、精英女性形象，配合她的副手沃爾茲（Tim Waltz）的鄉村白人男性形象，可以拉動盡可能多的支持。

從民主黨內部機器的角度來看，這種策略也意味著，無論是推舉哈里斯還是隨便哪個沒有政治抱負的民主黨州長，差別不會太大，只不過哈里斯在提名斗爭過程中是各個派系最不容易繞過去的一個人，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她能迅速統一黨內各方勢力。

相比之下，共和黨要散亂得多。從2016年至今，共和黨的組織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了特朗普個人化組織，一旦離開特朗普，黨內很可能沒有辦法形成任何協調。這一點在去年10月更換議長的事情上也有所體現，凱文·麥卡錫被罷免之后，共和黨拖了三周時間，才選出邁克·約翰遜接任他的位置。像民主黨今年這樣效率，在一個月內完成協調，換掉拜登，并且在重要場合對哈里斯形成幾乎一致的支持態度，當下的共和黨是做不到的。

然而，特朗普也已經快80歲了，即使今年當選，也只剩最后四年任期，一旦特朗普不再影響共和黨，其黨內的深層分裂可能會表現得更加明顯。綜合各方面情況看，今年大選結果如何，依然只能說是一個未知數。

“架空政府”：美國的財閥統治和離散政治

ESSRA：美國大選一貫是全世界最受關注的一場選舉，在大選進程中頻發的事件甚至鬧劇，以及對它們的觀察分析，也在不斷地消耗著我們的注意力。我們如何從制度層面理解美國政治的運轉？在您開頭所提及的激蕩搖擺的兩黨競爭中，背后有什么制度性或者結構性的分析要素？

張泰蘇：美國大選的極化和不確定性增強固然已經昭顯，但是，我們需要時刻注意到一種容易被選舉的熱鬧遮蔽的常識：美國選舉，甚至說美國的國家政治，對其國家機器、經濟體制運行和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都非常有限。

如果我們從東亞的經驗，甚至從歐洲或其他地區的經驗出發，這一點是很難理解的，但美國從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其聯邦政府相較于其他發達國家的中央政府來說是一個小政府，它的聯邦決策層能夠決定的事項非常少。只不過因為美國國家實力，所以聯邦政府的絕對影響力在全球范圍內依然很大。

而美國政策，就像今天很多人已經意識到的那樣，主要掌握在精英階層手里，而其最終能夠對決策形成有效影響力的，是精英階層里的大資本、大財團，他們掌握著美國大多數的資源，也控制著美國最主要的經濟制度?？梢哉f，通過一系列的國內制度安排，他們已經將國內主要政策基本鎖死，而政界、學界、媒體的精英們也很清楚自己的服務對象究竟是誰。

因此，無論大選吵得多激烈，看起來多熱鬧，最終無論上臺的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是特朗普還是哈里斯，都不能撼動美國的運行機制和內外政策。比如說，在醫保和國防這兩個重要的政策領域，無論誰當總統，都只能進行微調。共和黨不可能廢除醫保，民主黨也不可能真的削減國防。

7月13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市的競選集會現場被護送離開。新華社/美聯

這導致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在美國大選過程中，有些話題看似吵得很熱鬧，但大多是一些情緒上的空話，爭的更多是意氣，而不是規則、制度、舉措層面的問題。普通人的經濟情況，其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解決方案。在社會議題方面，圍繞身份、性別、種族等等問題，一些人表達很激烈，但在美國社會中這些人并不是大多數。

所以我們只看美國政治，會感覺它堪稱幼稚。政客都像作秀，政治活動好像罵戰，政策規劃也沒有什么穩定性，讓人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大國的政府。美國似乎是很難被理性治理的，充滿混亂的，經常被突發的政策沖突所左右的，因為美國體制真正核心的穩定的內容并不在政治范圍之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讓聯邦政府的重要性下降，將政治從國家治理中抽離，是美國整個精英階層的默契。

近20年來，這種傾向變得尤為明顯，行政國家不斷擴張，法官的決策權、裁量權有所擴大，國會的重要性則在不斷縮小。整個體系持續向著更符合大資本需求的方向變化，官僚行政化和司法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變化帶來的結果就是不論是誰贏得大選，都無法對美國制度的基本盤造成深刻影響。

以我所熟悉的法律體系為例，美國歷史上真正給法律制度帶來重大改變的案例并不多。很多人認為兩黨都在爭奪最高法院，當下最高法院被保守勢力控制，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美國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法院相比政治而言，所扮演的都更多是一個保守的角色。我個人很認可托克維爾的觀點，法律人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是偏向保守主義的。通過法院來引發深層社會變革，是極少發生的事情。所以，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大資本更青睞押注于法院，因為法院體系天然有助于美國當下制度的延續，而當下的美國制度，又是符合大資本的利益的。

諷刺的是，這種由大資本長期推動的利益制度化的機制，正是特朗普一開始想要反抗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特朗普代表了美國中下層民眾對大財團利益政治固化的反抗，因為這套體系對這些民眾的需求越來越不敏感，因此他們選擇在2016年的時候支持特朗普。但是，隨著特朗普經歷第一任期及之后的起伏，他明顯從起初的民粹主義立場中退卻了。最明確的信號就是特朗普和大資本重新綁定的趨勢。

2016年的大選中，美國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經濟精英，都不喜歡特朗普。特朗普當時從“紅脖子”支持者們的理念出發，堅決反對包括合法移民在內的移民政策，幾乎得罪了所有依賴于高技術移民的美國企業。如今，特朗普重新向傳統的共和黨政策靠攏，也不再反對合法移民，靠減稅、反身份政治等立場重新贏得了如馬斯克在內的一部分大財團的支持。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特朗普不具備成功革命者的人格和素養，他沒有任何清晰堅守的意識形態。如今他的轉變，頗有“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的意味。

精英們架空聯邦政府的“隱形國策”，導致美國當下的政治出現既穩定又僵化的狀態。這當然有一個好處，就是排除了社會因為政治發生劇烈變動的可能性。如果政治走到極端，會變成拉丁美洲左右急轉，社會遭受的傷害會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