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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釋之】

2月22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辦的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 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講話，不僅把“愛國者治港”原則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實際上也已指明，這是總結回歸二十多年來香港治理的經驗教訓后，今后解決香港問題的根本途徑。

正像夏主任自己在講話中所說，許多話其實是“老調重彈”，因為回歸以來，尤其是近年，香港風波和問題層出，過程中中央和有關部門也早已對出現的問題不斷進行剖析總結，該說的話、該強調的原則大多已“勿謂言之不預”。

但夏主任在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時所提出的五項原則中，值得重視和玩味的是“必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

過去中央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的束縛下，幾乎動輒得咎，被美國和西方國家以及香港反對派拿捏著，原本為保持香港“不變”和繁榮穩定的這兩項基本原則，事實上成了反對派與國際勢力聯手在香港為所欲為的保護盔甲。

現在明確提出落實“愛國者治港”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如果說包括選舉制度在內的香港政制改革看似已揭開序幕的話，那么，中央在其中的主導權已完全可以預期。

2020年7月1日上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圖/中新網）

任何制度最終都要歸結為如何實行，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何況現在是有明確指向的“愛國者治港”。然而回歸后香港的各種問題中，應該說最大的問題其實就是人。而人的問題，在香港呈現的是兩方面的重大困難：一是愛國者并非占多數，二是治港者的素質亟待提升。相信中央政府對此有深入認識。但中央政府顯然同時也已充分意識到了，“人心回歸”是等不來的。

愛國者并非占香港社會多數，是一個殘酷的真相，不能諱疾忌醫。問題成因不是單一的，筆者前年在觀察者網為文《香港的本土意識源自“戀殖”情結》中有所涉及。香港人心問題，有些主要成因是歷史沈痾，不是“教育”、“統戰”之類的工作可以化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掌握主導權引領香港的發展方向，不再坐等“人心回歸”，可說是中央政府不得不做的選擇。

香港“人心回歸”有多難，可以看看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的例子。

2019年9月底，中國與梵蒂岡達成任命主教的臨時協議。協議具體內容雖未曾公布，但據不同渠道披露的消息，要點是中梵雙方在任命主教上都有發言權。八十八歲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為此赴梵蒂岡求見教宗，希望反映對香港教會主教任命的意見，但不獲教宗接見。

陳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如果教宗最后選擇受到中方祝福的人選為新任主教，自己會選擇就此消失，并會選擇不按慣例在主教堂內安葬，因不愿與“這種人”（即為中方信任的人）葬在一起。同時，他批評梵蒂岡處理中梵關系時欠透明。

不愿與受中國政府信任的人同葬一堂，出自天主教宗教領袖人物之口，似乎難以理解。但除去陳日君宗教領袖的頭銜和外衣，此番言論則非常符合其人。

陳日君（資料圖/維基百科）

陳1932年出生于上海，年少時即進入上海慈幼會備修院。在臨近中共建政、教會即將失去辦學權之際，陳來到香港，此后經歷，從曾在澳門慈幼中學擔任校長，到2006年2月被教宗擢升為樞機主教，一直與天主教息息相關。

與其宗教領袖身份同樣讓人矚目的，是陳日君的政治立場和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眾多活動。據維基解密透露，美國駐港領事于2009年12月向美國政府發送的電文中，稱陳日君為香港“泛民五老”之一（其余四老為李柱銘、陳方安生、黎智英和現已去世的李鵬飛），陳的政治活躍度可見一斑。

陳日君從內地來港的經歷，對香港至少兩代人中的很多人而言，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意義。出生于內地，經歷戰亂和政權更替，體會過家道中落的苦楚，又基于意識形態的定見，因而仇視中共政權。正因如此，表情木訥、不善言辭的陳日君卻很能在香港社會獲得共鳴，具有不小的鼓動性與煽動力，盡管多年來他露面時更多時候是發表政見，而不是替上帝傳道。

陳日君批評梵蒂岡處理中梵關系時欠透明，也完全是政客而非宗教人士之言。天主教世界中，即便陳日君這樣的地區領袖，至今也只能遙望教廷煙囪，憑冒白煙還是黑煙判斷是否誕生新的教宗，陳日君本人任樞機，顯然也根本沒有什么透明的程序。

類似陳日君這樣，將個人對中共政權的仇恨延續數十年，并將這種仇恨和偏見不斷放大和輻射到整個社會的人，在香港為數不少，這正是造成香港難有真正回歸的深層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