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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香港政改的決定日前公布，香港泛民陣營一片騷動，異口同聲不惜以最激烈的語言指責中央。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決定》公布當天即趕往香港出席第二天的簡介會，在李飛發言后的答問環節，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在書面提問中竟公開質問李飛“為何中央背信棄義”（但并沒有說明中央到底給過公民黨什么承諾），其無禮與蠻橫，與自命“藍血”的公民黨一直標榜的理性和風度相去甚遠，令人咋舌。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簡介會現場舉牌抗議

我和讀者一樣，過去都曾對某些人或事作出過激烈的反應。激烈的反應背后，除了憤怒，也許還有恐懼。這次我不禁追問：如果香港的民主派在這一刻害怕，他們在害怕什么？

一個或許聽起來有點反直覺的答案是：他們害怕普選的落實。香港的管治困難，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行政主導機制下民意基礎相對薄弱的特首及行政會議成員，與經直接選舉產生的泛民主派議員之間的緊張關系。雖說建制派議員同樣是民選產生，但說到議會斗爭和唇槍舌劍，平心而論，建制派議員由于普遍理論素養不足或缺乏斗爭/表演經驗，確實在泛民主派議員面前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這也導致了一個奇景：特首和政府官員在前往立法會報告時狼狽不堪疲于應付也就罷了，而立法會70席中占43席多數的建制派，竟然在27名泛民議員面前同時也丟盔棄甲。前特首董建華日前感嘆，行政、立法機構之間長期以來的緊張關系，立法會要負主要責任。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手握民意但盲目阻撓施政的泛民主派議員負主要責任。

與此同時，泛民主派議員非常清楚自己在民意基礎問題上的優勢，因此某些議員長期以“689”的綽號指代梁振英，正是為了不斷提醒市民，梁振英只得到了整個選舉委員會1200票中的689票。

更糟糕的是，董建華之后的兩任特首曾蔭權和梁振英似乎都過分自覺地穿上了“小圈子選舉”的緊身衣，施政過程中動作屢屢走樣。曾蔭權以“務實”掩蓋胸無大志，一心只想“做好這份工”（其競選口號）；梁振英則急于證明自己是全民領袖，上臺不久便倉促推出限奶令等討好本土派的政策，甚至連泛民陣營的理論家練乙錚都指責其搞分離主義。如果說這些舉動使得中央對梁振英的表現不能完全放心，或者說感到不滿意，我想也不足為怪。需要注意，李飛此次香港之行，特別提醒特區政府“負有重大的歷史職責”，似乎頗有深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為了避免曾蔭權、梁振英的情況再發生，中央甚至可能比香港政壇中任何一支政治力量都更期望加強行政長官的民意基礎，這種說法當不致于偏離事實太多。

普選的落實將會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局面。當500萬合資格選民有機會選出了行政長官，而新的行政長官有了堅實的民意基礎，不再受“小圈子選舉”的先天不足困擾而放開手腳施政之日（記得先把23條立法這事兒給辦了），也正是泛民主派整體的生存空間被大大壓縮之時。立法、行政機關的緊張局面也許仍將持續，但反對派再也無法輕易地以“原罪”輕易否定行政長官的施政。

事實上，隨著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公布，民意的壓力已經悄然落在反對派一邊：如果2017年香港無法落實普選，相信香港市民將會看清，到底是誰為了保證自己的政治空間，不惜否決政改方案，從而剝奪500萬人的投票資格；當悲劇變為事實的一天，他們將會真正理解強世功教授所說“中央才是最大的民主派”一語的深意。到那一天，泛民主派支持者中較溫和的一群，在失望和憤怒之下拋棄泛民黨派，大概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只可惜到了今天，泛民主派內部討論得最多的，仍然是怎樣通過占中、罷課的技術細節，令旁觀者覺得，與其說這是為了向中央施壓（戴耀廷也承認了這個策略的失?。?，倒不如說是為了發泄一時的怨氣。但他們同時也很清楚，占中的口號空喊了一年，已經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哪怕最終付諸行動，也免不了慘淡收場。面對盟友昏招頻出，難怪同屬泛民陣營的湯家驊發出悲嘆，表示失望之極。泛民主派不會不知道，自己面前的選擇已經不多：要么暫時收起不切實際的幻想，建設性地在人大常委會的框架下討論競選的細則，并及時啟動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泛民陣營極可能分裂）；要么為黨派利益（這一點倒是深得歐美政黨政治的要義），剝奪500萬市民的投票權，并準備好迎接選民的懲罰。

泛民主派也一定想象過一個很可能發生的，同時對他們來說也是最可怕的場景：在這個場景下，提名委員會選擇了三名既有能力也獲得市民喜愛的候選人，而這三人之間經過激烈的公開競爭，吸引了香港市民極高的投票率，其中最出色的一位最終高票當選行政長官。到那一天，等待泛民主派的，甚至不會是憤怒的選票懲罰，而是選民無情的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