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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我注意到，近一段時間以來，民間投資增速一直處于低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同比下降0.2%。您認為民間投資持續低迷的原因是什么？

張軍：民企是典型的高度市場化的主體，民間投資持續回落的原因，簡單來說是對經濟變差的一種反應。經濟變差，民企的預期就會向下調整，對未來的經濟發展就不那么樂觀，這反過來又影響了經濟的狀況。

不過，回頭看，民營企業當下過于謹慎的決策和過于保守的資本支出，恐怕主要還是因為過去疫情三年受到了傷害。由于經歷了政策的劇烈調整，民企對于政策未來的走向表現得非常不確定，有些擔憂。過去這些年，尤其是疫情三年，一些政策過于頻繁地發生方向性改變確實給它們造成了較大影響，這種印記造成民企對未來政策是否還會發生變化心里沒底。

就像我剛剛說的，民企更加關注長遠的目標，如果我們的政策短期內過于頻繁地調整，難以保持一定時期內的一致性，會給民間投資造成很大的干擾。

圖源：國家統計局

觀察者網：您認為怎么做才能給民企更多的信心，改善它們的預期，從而改變當下民間投資低迷的情況？

張軍：我剛才說了，短期來說，我覺得當務之急不是要依靠民營企業來穩住經濟，而主要還是依靠擴大公共部門的支出來承擔穩定器的角色，特別是我們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應該首先擔負起這個責任。等經濟穩住了，恢復到基本正常運行的狀態，民營企業就會逐步重樹對經濟發展的信心，慢慢地活躍起來。

在這之后，我們一定要從過去吸取教訓，確保經濟政策在時間上的連續性、穩定性，堅守好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經濟改革的目標，避免在這個過程當中折騰來折騰去，管理當局一定要重視預期并學會管理預期。

另外，作為市場主體，民營企業一定希望看到中國經濟越來越市場化，因為市場化的經濟會讓民營企業感到所處的環境是事先可知的，可預測的，這對于已經有成的企業家來說至關重要。而政府就是要保護市場經濟在獲取資源和競爭中的公平，不能在所有制上出現歧視。

這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我認為，消除所有制歧視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我們的經濟主體剝離掉身份的外衣。不管是國有的，集體的，還是私人的，最后是競爭力說了算，與身份無關。不同所有制的經濟部門，發揮的功能可以不同，但如果要在同一個功能上競爭，就要消除身份的歧視，比如去銀行貸款，去政府拿地，去工商稅務辦事，都無關身份。我們的改革應該在這方面實現突破。

觀察者網：所以您的觀點是，政府當下政策的著力點應該借助國有部門發力。您有什么政策建議嗎？

張軍：剛才我已經講了一些了，可以再補充兩點。首先，關于財政政策，現在討論比較多的是是否應該通過債務置換解決地方債風險。其中有很多反對的聲音，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就表示，通過債務置換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會引發道德風險，導致地方債務規模越來越大，要守住中央“堅決不救”的底線。我認為，正常情況下確實應當堅持中央“堅決不救”的原則，但考慮到當前的經濟情況，“堅決不救”不是最優的政策，中央政府應該更加積極地采取措施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緩解地方政府的支出約束。

第二，我們有三家政策性銀行，包括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在穩經濟的特殊時期，這三家銀行應該可以發揮更大作用。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有很大區別，需要服務于國家的政策目標，盈利目標居次要地位。另外，政策性銀行的貸款期限會非常長，一般至少在20年以上，而商業銀行的貸款期限能達到3年、5年就已經算長的，企業一拿到貸款，就需要考慮還款的問題。如果考慮用政策性銀行來支持地方政府的支出需要，對于穩經濟會有更積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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