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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放緩是暫時的，還是像當年1990年代的日本，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韓國那樣，成為“新常態”？

這是去年以來中國經濟領域輿論各界關心的終極大問題。近期，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國大講堂”設下這一討論主題。

演講者是大家熟悉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幾位新生代經濟學人陳釗、寇宗來，以及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問題研究院院長姚樹潔作為點評嘉賓參與討論。

3月17日當天，原來設定的150人的小教室，熟料報名人數太多，臨時換到容納300人的大廳。即便如此，觀察者網編輯按時到達會場時，只能在大廳門口踮腳眺望，隔著人墻聆聽了。

張軍一直致力于中國的生產率估計、增長核算以及經濟增長的研究，2014年，他和中歐工商學院朱天教授所做的中國消費率對低估的測算，引起很大轟動。去年10月，因為90年代在中國過渡經濟學理論的突出貢獻，張軍和林毅夫、樊綱一起獲得了中國經濟學家界的最高獎項——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而中國經濟放緩，以及如何汲取日韓教訓，正是張軍教授近些年來在研究、教學和閱讀中最關心的問題。

他的演講從美國兩位經濟學家Barro 和 Sala-i-Martin 于2004年發表的“條件收斂”假說講起。按照條件收斂假說，假設美國是中國未來要收斂的穩態值目標水平，那么離目標值距離越遠，潛在發展速度就越快。

張軍利用美國賓州大學的著名的數據庫“佩恩表”計算了中國與美國，在多個衡量經濟發展的水平值上的差距，發現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人均資本和勞動生產率與美國的差距，大概僅相當于韓國的80年代、日本的60年代后期與當時美國的差距。

那么，差距大是不是意味著中國必然還有二三十年的中高速發展？ 實際上，張軍在演講中提到，日韓經歷了發展奇跡之后并非一如既往地保持著較快的增長，反而在趕超美國的進程中中途停滯了，日本甚至在90年代之后離美國的距離更遠了一些，因為日本經濟停止了增長，而美國繼續增長。

所以，處理增長中的問題有時候比啟動增長更困難，挑戰很多。

張軍教授在演講中說，日韓之所以在后來的幾個階段經歷明顯降速，特別是在遭遇外部沖擊以后至今沒有恢復過來，大概有一個共同的原因，那就是這兩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一直在試圖維持著一種結構的不平衡，增長過分依賴制造業，特別是出口部門，國內的生產性和消費性的服務業相對而言非常封閉，管制過多，不開放，也不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