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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獻禮片是1959年國慶十周年出現的。到了1989年，獻禮片出現了一個新趨勢就是要講述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主旋律，如《開國大典》。因為1959年的獻禮片并不是意味著一定要講1949年及此前的革命歷史，還有一些是講述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條戰線的當代故事，如《五朵金花》、《我們村的年輕人》等。但是在1989年之后，獻禮片更多以紅色歷史為主題，反映建國、建黨、建軍等重要的歷史時刻。2009年是《建國大業》，今年的《決勝時刻》也是類似同樣歷史時期的故事。

《攀登者》就不太一樣，它基本上是屬于我們這幾年出現的所謂的“商業式的主旋律大片”，和《戰狼》系列、《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流浪地球》等作品比較相似。它不回避好萊塢式的個人英雄主義，但在這種個人英雄主義背后是中國國家力量的象征。包括《中國機長》也屬于這一類型，在危機時刻呈現個人英雄主義，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也拯救了集體的命運。

《決勝時刻》宣傳海報

觀察者網：從獻禮片本身來說，您覺得應該怎樣兼顧到政治性、藝術性和市場性，在三者中實現平衡？

張慧瑜：應該說獻禮片的考量標準和商業片是不同的。獻禮片最大的特點是它會講述偉人的故事、講述中國共產黨的大歷史。比如《決勝時刻》在講述相關歷史的時候，采取的敘事策略是展現偉人平凡、人性的一面，毛澤東就是一個好父親、好領導，由此來拉近觀眾與故事的距離。這種日常生活化的偉人形象從8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

當然獻禮片有時候也會采用商業片的營銷模式，比如邀請流量明星來出演。這樣票房可能就挺好。再如《智取威虎山》3D版其實是挺成功的例子，它就化用了較多的商業化元素，還把一些當下青年人的情感嵌入到歷史之中。

從市場反映的角度來看，可能還是《攀登者》、《中國機長》這類帶有商業性的主旋律電影更能受到市場的歡迎。

觀察者網：從好萊塢的經驗來看，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文化產品也會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這個趨勢在我國的影視藝術行業中也是存在的。您覺得我們的電影作品目前在走出去的過程當中表現如何？

張慧瑜：中國電影文化和電影產業崛起是一個基本的事實。至于“走出去”，目前還是有一定的困難。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占據世界電影市場的主要是好萊塢電影，好萊塢占據了絕大部分的國際電影市場，除了印度電影區域之外。像《建國大業》、《流浪地球》這類很明顯讓人能感受到中國國家力量、價值觀念的電影很難輸出，也很難進入到國際主流商業院線。可能只有一些中國的藝術電影在歐洲國家的藝術院線有一定的吸引力。電影走出去的背后，還是需要國家力量走出去，與此相匹配，我們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因此，我們就能看到在非洲、在東南亞，中國的電影、電視劇反而更有市場。

觀察者網：相較而言倒是一些反應中國鄉村生活、日常趣事短視頻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表現得更亮眼。最近李子柒的視頻就是如此。在國內，她的視頻引發了一波爭議，而在“油管”等平臺上也異常火熱。您怎么看這種“墻里開花墻外香”的現象？

張慧瑜：應該說電影和互聯網平臺上的文化產品不是一個量級的，這個現象背后的原因可能也是多方面的。有一點尤其不能忽視，就是隨著中國崛起和隨著中國對全球事務的介入，改變了80年代的一個基本邏輯。

李子柒

80年代是中國非常渴望知道美國怎么樣，世界怎么樣，中國一直在往外看。現在隨著中國崛起之后，世界對中國充滿了好奇。中國到底是什么樣的？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會變成現在這種狀況？那么我覺得除了歐美世界的政治精英之外，一般的中產階級也會慢慢地使中國進入到他們的視野里面。而農家的生活更能滿足他們獵奇的心理。

具體到中國傳統農家生活，這里面還存在一個比較定型的中國形象。他們想象的可能是一個相對特異性的、和現代不一樣的中國，這其實也是一種比較片面地呈現中國故事。

另外還有一點原因是移動互聯網平臺的發展改變了很多東西，它改變了壟斷性的傳媒集團生產娛樂產品的結構，變成用戶生產內容，當然，這些播放平臺依然是壟斷性的。像在我們的快手、抖音上，也經常會看到很多荒郊野高度獵奇化的場景。這些創作，可能是抽離出他們本身鄉村生活的一種生活模式，有時候拍得越超越現實生活，關注度相應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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