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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反思改革開放過程中所產生的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

國有企業改革的完成使得公有制所確立的勞動者主體的生產關系變成市場經濟下勞動被資本所雇傭的關系，體現這種雇傭關系的空間就是白領職場，從《北京愛情故事》、《浮沉》、《歡樂頌》等職場劇可以看出這種等級化的科層制對中產、白領的壓榨。而另外一些電視劇則對支撐改革開放主流話語的奮斗、中產夢、下海等進行了反思和質疑，這體現兩部現實主義電視劇《蝸居》（2009）和《下海》（2011）中。

2009年的電視劇《蝸居》呈現了兩組人物，一是姐姐海萍與姐夫幻想成為中產階級，但是他們在買房過程中面對“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漲價的速度”的困窘，于是，對一系列主流話語進行了“無情”的“冷嘲熱諷”，如對社會轉型期陣痛、中產階級的美好生活、與世界接軌等話語產生了懷疑，二是妹妹海藻通過給市場秘書做“二奶”而迅速成為有房族。觀眾從這部劇中既可以看到做房奴的艱辛，又認同于海藻“一夜致富”的選擇。

2011年末播映的《下海》是少有的直接觸及改革開放基本命題的電視劇。劇中大哥陳志平見證著兄弟姐妹、親朋好友在“下海”的巨變中所經歷的過山車般的人生命運，這些離開小地方、舊體制南下廣州發財的人們最終感悟到“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得不接受“死一次活過來的才是英雄”的硬道理，劇末只有堅持“不能損害國家和不能損害他人”雙重底線下的大哥獲得事業成功，這位具有“仁義禮智信”和“有道德、有底線”的“好人”維系著一家人基本的倫理規范和道德秩序。

這部劇與其說呈現了人們“下海”過程中所品嘗到的酸甜苦辣，不如說更彰顯了人們“落海”之后的掙扎、無奈和失敗的情緒。如果加上2017年《人民的名義》中所揭示的經濟發展中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官商勾結的弊端，可以看成是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以及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的大背景下，重新反思90年代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社會危機。

第三，對社會主義單位制空間的懷舊。

近兩年出現了三部講述1990年代初期單位制空間的電影，分別是《黑處有什么》、《少年巴比倫》和《八月》。這三部電影都是70后、80后新導演的處女作，故事的背景都是工廠、家屬院等社會主義單位制空間，都涉及到父與子（女）的關系。這些電影有意識地把1990年代歷史化，講述一個與通過所理解的1990年代不一樣的故事。

《黑處有什么》處理的是1990年代初期生活在小縣城的少女成長故事。借助中學生曲靖的眼光一方面呈現了少女成長中的各種糗事，另一方面又展現了那個特定時代的氛圍。

《少年巴比倫》改編自70后作家路內的同名小說，故事同樣發生在1990年代初期偏遠小城市的國企工廠，不再是青春片里的大學生，而是工廠子弟成為敘述的主角。與那種“抓革命，促生產”式的強調生產倫理、工業精神的社會主義工廠不同，路小路所在的工廠更像一個打架、惡作劇、追女人的江湖。最終隨著工廠改制、白藍的離開，路小路無法像父輩那樣延續在工廠里的生活，那樣一個充滿了荷爾蒙沖動的時代和機油味的工廠空間都變成了過去。

《八月》在細膩的影像、散漫的日常生活背后隱藏著1994年中國社會大轉型的“波瀾”，從看似平淡無奇的個人記憶之流中滲透著無處不在的大歷史。《八月》也是影視作品中少有沒有把單位制描述為“好吃懶做”、“養懶人”的落后、憋屈的空間，反而從里到外滲透著一種夢幻般的穩定與和諧。

在電影中，父親是承載社會變遷的一代人，面對下崗的壓力、妻子的數落，父親經歷了從焦慮、失望、掙扎到認同現實的情感轉變。對于小雷來說，“曇花”一般的夏天隨著父親的離開而永遠終結，父親成為那張太姥去世之后的家族合影中缺席的位置，這也象征那個有尊嚴的父親的死亡。

《八月》劇照（圖/東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