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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沉》:外企的腹黑與白領的國企夢
關鍵字: 浮沉外企白領國企蝸居1、小白領偏偏“愛”上國企大叔
看完剛剛落幕的職場情感大戲《浮沉》,就會明白什么叫“風水輪流轉”,身居國際化大都市上海、穿著時尚光鮮的外企白領,竟然最終“愛”上了偏居中小城市、人到中年的國企廠長。如果說2009年滕華濤團隊打造的《蝸居》中妹妹海藻與市長秘書宋思明的“小三”故事依然要以悲劇收場,那么三年之后《浮沉》中白領喬莉和國企廠長王貴林則無需“偷偷摸摸”、無需經歷靈魂與道德的拷問,他們光明正大地找到了“真愛”。
不變的是,扮演宋思明和王貴林的都是演員張嘉譯、都具有“公家人”的身份,變化的是,說服喬莉接受王貴林的不再是“神通廣大”的權力(依靠腐敗得來),而是王貴林的真誠和不虛假(還有為全廠兩千多職工謀出路的“正能量”)。菜鳥銷售喬莉在經歷了一系列情感打擊之后,不再迷戀于高樓林立的上海外灘,“明智地”選擇了邋里邋遢的離婚大叔。曾經銳意進取、公平競爭的外企為何會“艷羨”人浮于事、保守懶散的國企,這種“跨界”(年齡、外企/國企、大城市/中小城市)之戀為何會發生呢?這恐怕與2012年白領的屌絲化以及社會結構的權貴化有關。
滕華濤團隊又一次異常敏銳地把握住了小白領們的“小心思”,與其勾心斗角、口是心非地吃一頓法國大餐,不如喝一碗踏實、溫馨、熱氣騰騰的家常面。在國企尤其是中小國企早在十年前就已經完成破產、重組的今天,昔日“分享艱難”的苦情廠長穿著過時的衣裳又被“召喚”回來,僅僅是為了撫慰那顆在外企職場/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摸爬滾打”的分外疲憊的心靈。
2008年前后出版的同名原版小說并沒有讓喬莉愛上王貴林,那時的喬莉眼中依然是陸帆等外企職場的成功典范,而此時電視劇中的喬莉卻對這個“土得掉渣”的大叔另眼相看。不僅僅如此,借助這雙“另眼”(喬莉如同“穿越”回90年代國企改制的現場),老舊的廠房、牢騷滿腹的工人以及說話尖刻的改制廠長王貴林都成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尤其是相比陸帆、何乘風、史蒂夫等高管對自己的欺騙和利誘來說,地方國企的空間滯后加上其過氣、落伍的氛圍正好彌補大上海血雨腥風的缺憾(如同故鄉、傳統、家庭等前現代的“腐爛”元素都可以轉化為白領“念茲在茲”的綠色有機養料)。不過,如此正面、體貼地書寫國企改制的故事在90年代以來的大眾文化敘述中依然是少見的。
當然,如果喬莉能夠像三四年前的“杜拉拉”一樣“升職”成功、并贏得上司的“愛情”,或者像《士兵突擊》中“又傻又天真”的許三多那樣依靠“不拋棄、不放棄”的美德獲得PK總冠軍,恐怕也不會“看見”大上海之外的風景,更不會“遇見”那個其貌不揚的國企廠長。就在喬莉登上“熒幕”之前,今年上半年有兩部火爆的電視劇《后宮·甄嬛傳》和《北京愛情故事》。
如果說前者講述了甄嬛如何一步步由秀女變身為超級腹黑女最終“逆襲”成功的故事,那么后者則講述了外省青年石小猛發現自己無論如何奮斗都無法在北京/大都市的職場中與富二代“宮斗”的故事。《浮沉》也是一部寫作于2007年的網絡小說,與同時期的網絡“宮斗文”相似,職場就是一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后宮,而參加宮斗的正是這些看似弱小實則“腹黑”的小女子。電視劇版《浮沉》正是在這種要不“步步為營”、要不淘汰出局的沒有選擇的選擇之下,讓白領喬莉“勇敢”地走出了夜上海,走進了另一個她原來“看不見”的世界,走向了她曾經拒絕的非國際大都市的生命軌跡。
喬莉并非沒有“背著重重的殼,努力往上爬”的夢想,只是當她遭遇一次又一次地挫敗、發現“夢想永遠無法照進現實”的時候,“另外”的選擇和風景出現了。恰如職場金領陸帆(“高富帥”)苦口婆心地試圖“說服”喬莉不要懷疑或者即使懷疑也要“忍著”的時候,喬莉的“閃回”中那個憨厚的、父親般的大叔浮現了。顯然,故事很“恰當”地終結在王貴林與喬莉牽手的那一刻(也是國企在外企/民企的幫助中成功上市的時刻),正如大眾文化敘事的“爛套”都是在婚禮中結束一樣(因為婚后平淡的生活會破壞脆弱的愛情神話),從而可以瞬間感受到喬莉的幸福,而不用殘忍地打破這個“白日夢”。
2、“外企”/職場的腹黑化
電視劇一開始就是大雪紛飛中,剛剛經歷分手的滬漂喬莉一個人茫然地流浪在“夜上海”的街頭。作為外省青年,喬莉深知只有成功者才能在這個“勢利”的城市中活下去,即使上海男朋友處在“失業”狀態,喬莉這個外企總裁助理也會遭遇上海婆婆的白眼。于是,喬莉下決心要做一名銷售,靠自己的努力和業績來贏得未來,她信誓旦旦地對閨蜜瑞貝卡說:“我要做銷售,就是我要掙錢,從明天起,大家可以笑我拜金。我要演一個我想演的自己”。可是,喬莉很快發現自己喜歡的、一見鐘情的上司陸帆,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來實現公司或個人的利益,自己不過是陸帆職場前進的炮灰、棋子和馬前卒。而生存在日本企業中的車雅尼也一次又一次地發現上司土井對自己的愛不過是為了實現銷售業績的工具。
這讓喬莉深深地感受到,這些表面上華麗、繁榮的上海外灘卻流淌著黑色的液體,因為所謂的“業績”都是依靠一系列見不得人的交易組成的,人與人的關系不是信任與真誠,而是利用與被利用、收買與被收買。這恐怕是近些年流行的職場小說(如《輸贏》、《圈子圈套》、《浮沉》等)、官場小說(如《侯衛東官場筆記》、《二號首長》等)的“真知卓見”。《浮沉》的特色之處在于讓陸帆、何乘風等外企高管,最終也不得不發現,自己不過是外國大資本賺錢的工具。如果說喬莉、瑞貝卡、車雅尼是他們的炮灰,那么他們則是更大的外國老板的炮灰。這種曾經被作為自由、公平競爭、個人奮斗的白領職場規劃,充滿了明爭暗斗、爾虞我詐、勾心斗角和骯臟交易。
不管職位多高,每一個參與游戲中人,都深諳并默認其間的游戲規則,正如一向高高在上、信心滿滿的土井在遭遇失敗之后只能選擇自殺,因為在這個“永不言敗”的游戲中只允許少數成功者“幸存”。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以土井為代表的崇尚赤裸裸的狼性競爭的日本企業精神,還是崇尚快樂工作、享受生活的美國企業精神,都沒有本質區別。差異僅在于,對于何乘風、陸帆等高管來說,選擇離職之后有可能利用積累的“資源”創業成功(從外企、國企的間隙分得一杯羹),而對于喬莉、瑞貝卡等底層白領來說,離職就意味著在冷漠的大都市中流浪街頭。
顯然,這與其說是光鮮奪目的自由奮斗的“人上人”的生活(從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外企白領一直是離開體制、公平競爭的理想人生),不如說更是甄嬛式的“超級黑”的后宮世界。從《杜拉拉升職記》、《士兵突擊》的清新、向上和奮斗到《后宮·甄嬛傳》、《浮沉》的職場“腹黑化”成為近四五年來中國社會轉型的最佳隱喻。
當然,對于喬莉、瑞貝卡等菜鳥級別的白領來說,除了只能被自己的上司“玩弄”于股掌之外,還必須承擔著一份生活上的“窘迫”。這就是王貴林在送喬莉回上海的“蝸居”之家時,所看到的這些“穿得像上層階級,住得很勞動人民”的反差。這也恰好正是滕華濤團隊拍攝的《蝸居》、《裸婚時代》所呈現的房子對于都市中產階級來說絕不僅僅是一個居住空間,而是把中產、白領打回蟻族、屌絲原形的“照妖鏡”,因為“掙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的速度”。正如陳凱歌的新片《搜索》(改編自網絡小說《請你原諒我》)中姚晨扮演的媒體人陳若兮,是一個與男朋友租住在蝸居、時刻盼望著能夠攢錢買房的女屌絲,而影片卻相當“直白”地講述了女屌絲“逆襲”失敗的故事,最終不僅丟掉了工作,而且失去男朋友,與之相反,王學圻扮演的董事長沈流舒不僅與外資親密合作,而且從頭至尾都游刃有余、“hold住”局面。顯然,陳若兮再沒有了杜拉拉、許三多的那份幸運,就連“套住”國企大叔的喬莉也比不上,只能像十幾年前下崗工人那樣“從頭再來”。
于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都市白領出現了“逃離北上廣,回歸體制內”的選擇。“悲催”的是,剛剛返鄉的白領們驚訝地發現已經“封建化”的中小城市更沒有自己的“立錐之地”,而不得不再次“返回北上廣”,正如《浮沉》中被外企解雇、選擇“擠進”晶通國企的大學畢業生陳疆,在改制前的晶通廠依然得不到重用、被本地權貴所排擠。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北上廣”的“自由市場競爭”已然后宮化,但總比連“宮斗”都參與不了的“中小城市/體制內”要強一些。盡管劇中的陳疆更為幸運,改制后的晶通公司竟然引進了外企的“先進”管理經驗,讓有才能的、有技術的大學畢業生“物盡其用”(那些無法跟上技術更新的老工人恐怕只能提前退休),可是問題在于,這些“先進”經驗是不是也會再次“進化”為甄嬛的后宮呢?
3、“國企”的“華麗”轉身
晶通電子廠、王貴林之所以能夠吸引喬莉以及賽思、SK等外企大鱷的青睞,在于地方政府給予晶通廠的“七億元”改制資金,倘若沒有這個金燦燦的“大蛋糕”,晶通這匹負債累累、僵而不死的“老馬”很難成為外企捕食者的獵殺對象。盡管很多資本垂簾于晶通廠的地產價值,但幸運地是,王貴林“成功地”擊退了這些地產商的進攻(劇中沒有敘述晶通廠為何能夠“奇跡般”地幸存下來),從而使得晶通廠成為90年代以來國企改制中的漏網之魚,并再次“幸運”地等到了地方政府的“高額”注資。而悖論在于如果沒有新世紀以來地方政府憑借著土地財政積累起來的資金,恐怕也很難為晶通這個礙眼的“老骨頭”擦屁股,“甩包袱”(減員增效/工人下崗、土地置換/工廠搬遷等)正是90年代“國企改革攻堅戰”中慣常的作法。
在這個意義上,晶通廠能夠熬過90年代如此漫長的“狂風暴雨”實屬罕見。這個沒有變成“798”文化創意區的工廠(一座工人缺席的廠房),總算等來了外企白領喬莉的目光。
喬莉不愿意跟著陸帆享受上海外灘的“燈紅酒綠”,更愿意陪著王貴林在夜幕中看著遠方影影綽綽的晶通電子廠。在這座設備老化、人員也老化的廢墟中,喬莉感受到了一種活生生的“人”和活著/生存的價值,而喬莉也正是借助王貴林對外企的“奚落”感受到上海職場的黑暗和“被洗腦”的白領們的可憐。
王貴林對于工廠的感情深深打動了喬莉,這種認同感和責任感也反襯出何乘風、陸帆、土井所“效忠”的外企職場/叢林法則的冷漠、殘酷和種族歧視。不過,國企的華麗轉身與其說是一種“人情味”或人性化管理的回歸——王貴林的晶通廠依然保留社會主義文化的痕跡(如王貴林與看門老頭平起平坐,與員工一起在食堂吃飯,而不像外企式科層的等級森嚴,盡管王貴林是絕對的掌門人),不如說也是一種國企資本化的盛宴,“七億元”資金讓王貴林/晶通廠成為外企眼中的大肥肉。
2011年“口碑第一篇”《鋼的琴》講述了90年代之初國企改制過程中,下崗工人所遭遇的被遺棄的故事,片中有兩個象征國企大廠的煙囪,盡管下崗工人陳桂林及諸多退休工人呼吁政府保留這兩個作為歷史/國企輝煌記憶的男性象征物,但最終還是在下崗工人的目光中被“血淋淋”地閹割掉。可是,僅僅一年之后,電視劇《浮沉》第一集中為了保障居民供暖而被停滯的大煙囪卻“奇跡”般地保留了下來,并且獲得了“重生”,對于廠長王貴林來說,讓煙囪重新冒煙是他們這些“工廠之子”實現師傅/父輩遺愿的方式。
這與其說是90年代的國企工廠沒有遇到王貴林這樣的“好領導”,不如說在這個“重新講述的國企改制”的故事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 “幸存”下來的晶通廠不管保留多少社會主義單位制的“溫情”,都已然經歷了90年代的“變形記”,從“國營工廠”(國家經營,全民所有)變成了“國有企業”(國家所有,市場化經營)。
該劇之所以沒有敘述、“閃回”晶通電子廠是如何經歷90年代國企改制的“大閹割”行動而幸免于難的歷史,或許是因為這部劇采用了喬莉的內心獨白,那段國企改制的歷史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外企白領的歷史記憶/“閃回”中(劇中似乎也只有喬莉、車雅尼等白領階層擁有“閃回”、“回溯”歷史的權力)。晶通廠在經歷80年代的輝煌之后就“一步”跨過了二十多年的歷史空白來到了2012年、一個“金融危機”背景下國企成為“香餑餑”的時代。
在90年代中后期“抓大放小”的國企改制中,“國營企業”不僅“一夜之間”變成了“國有企業”,而且被保留下來的國有企業(大多是央企)都是資本優質、沒有勞動力負擔的企業(而大多數承擔著解決勞動力就業功能、營利能力差的中小國企則被強制淘汰出局)。在這輪被作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重頭戲”中,國有企業從一個“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國家單位”變成了與民營企業“享受”同等市場競爭力的“公司”。
在這個意義上,國企的華麗“轉身”的意義在于徹底拋棄勞動力的“包袱”,可以在市場的大潮中“輕裝上陣”,企業經營及其人力資本管理都采用與外企、民企區別不大的雇傭制度,即使那些少有的勞動力密集的國有企業,也不會像原有的國營單位那樣采用終身制,而是以外包的形式“彈性”雇傭廉價農民工。國企與民企、外企一樣,也采用或崇尚親資本、輕勞動力的資本主義邏輯。也正是這種對高額利潤的追求,使得新世紀以來國企(特別是涉足能源、金融、地產的央企)可以憑借著資源優勢或技術更新而成為讓民企或外企“分外眼紅”的大資本或壟斷資本,尤其是在金融危機、資本逐漸壟斷的環境中,國企總算在市場經濟中迎來了“揚眉吐氣”的“春天”,再也不是90年代苦大仇深、尾大不掉的社會“包袱”。
國企的翻身仗并非工人階級、一線勞動者的“大鍋飯”,而是少數精英管理階層的“鐵飯碗”。于是,《蝸居》中海藻對宋思明的“迷戀”、《浮沉》中喬莉對王貴林的“真愛”,也是在“屌絲無法奮斗成功”的語境下“審時度勢”地選擇了對權貴/官僚資本的“無悔的愛”。王貴林所象征的國企作為喬莉的拯救者,這真的是一條不同于外企職場生存的另外的選擇,或者是拒絕“一將功成萬骨枯”式的甄嬛命運的新出路嗎? 4、新的出路可能嗎?
與90年代國企破產重組、強制變賣的改制之路不同,電視劇《浮沉》徹底否定了以于志德(90年代國企改制的經濟學教授)及其岳父/副市長所實行的私有化改制路線。王貴林的魅力在于,他并非壟斷央企的代理人,而是一個地方國企的當家者,并且在改制之初一度被“排擠”出局。王貴林拯救晶通的新方式,可以說是一種強強聯合,一方面用改制資金完成技術更新,另一方面用外企資本上市的方式來籌集資金完成產業鏈整合,從而實現國資、民資的聯手。這些資本主導下的改制行動,并非喬莉眼中的另外的世界,也并非回歸體制內的陳疆們的“春天”,因為這不過是另一個職場,另一個權貴的后宮。
喬莉對“地方國企”的溫情而浪漫想象,忽略了國企作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身份,也無法真正體認“華麗”轉身后的國企正是建立在對工人階級/勞動者的脫鉤之上,在這一點上,外企對于一線白領的“壓迫”與國企對于勞動者的放棄都遵循著資本利益最大化的邏輯。在這個意義上,劇中對于晶通廠改制成功的敘述顯得有些“顧左右而言他”,仿佛改制成功的獲益者是那些“逃離北上廣,回歸體制內”的大學畢業生。不過,電視劇結尾處,改制后的晶通廠像外企、民企一樣成功上市,王貴林欣慰地看著招聘會上人頭攢動的求職者,鏡頭掠過一張張如同喬莉般幼稚、無辜、年輕的臉,王貴林感到由衷的高興,并欣然“退休”(也許早就退出了歷史舞臺,不過為了“喬莉”而借尸還魂)把嶄新的晶通集團交給更為年輕的職業經理人(也許新的何乘風、陸帆或土井會成為合格的經理人)。
這對于“僵而未死”的地方國企來說有些廉價的大團圓結局,與其說帶有夢幻色彩,不過說更像是恐怖片/驚悚片的結尾。人們原本以為殺死了可怕的吸血鬼,結果除魔人露出吸血鬼的小尖牙。那個讓喬莉無限厭惡、渴望逃離的外企職場(吸“白領”的血的惡魔之地),不正是改制后的晶通所要成為的他者,抑或是新的自我嗎?
如果說對于晶通改制的浪漫化處理不過是為了撫慰白領受傷的心靈,那么這種對于王貴林一定要保護晶通,讓晶通獲得“新生”的信念,在2012年的中國依然具有新的意義。如果借用《蝸居》中海藻詢問/質問宋思明為何老百姓買不起房子時,宋思明不得不赤裸裸地說出“資本市場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練的角色”的話,宋思明之所以能夠“信誓旦旦”、“毫不掩飾”地說出“真理”,是因為他認為“原本在光鮮亮麗的背后,就是襤褸衣衫”,這種“繁華下的沉重”是必然的,“這是一種趨勢,我們回不去的”。
所謂“回不去的”時代,就是“生活在過去的清一色土布灰藍,每個人收入都16塊8毛的日子”。而對于《浮沉》來說,對于喬莉這樣的白領來說,雖然王貴林并不一定意味著是另外的選擇和出路,但是讓她再“回到”那種后宮化的職場,依然也是一種“回不去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浮沉》雖然沒有答案,但并意味著上海式的國際化大都市就是一種不得不接受的選擇。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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